徐迟先生1914年10月15生于浙江南浔，1996年12月13日逝于武汉，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我有幸与先生在同一单位供职多年，并有多次亲密相随聆听教诲的机遇，受益终生。这里挑选两件与先生有关的事情写出，以示纪念。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夜访创作室事件

　　我将这件事说成事件，是因为湖北文艺界在“文革”后期发生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件不小的事。我的日记记载，1976年5月29日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看望徐迟与黄声孝，我和沈毅参与接待。

　　朱洪霞原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夏邦银原为汉阳轧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胡厚民原为武汉铸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这三个当时的显赫人物，没与省文化局与省文艺创作室两级领导打招呼，夜访徐迟与黄声孝，是要干什么呢?

　　黄声孝是宜昌港务局的码头工人，也是著名的工人诗人。他写的“我是一个装卸工，万里长江显威风，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是名句，当时的革命样板戏《海港》中有两句唱词“装卸工，左手高举万担粮，右手托起千吨钢”，应是蹈袭他的诗句。徐迟在六十年代就亲自辅导过黄声孝写诗。黄声孝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诗句有气魄有奇想，将这些如珍珠般的诗句用蚕豆大的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得靠别人帮他用线串起来。1962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黄声孝的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这是徐迟与他一起谋篇布局，告诉他如何用诗句写人物，如何结构，如何抒情而写成的。长诗的封面题目，是徐迟亲自题写的。那是徐迟特有的书法，隽秀而柔韧。黄声孝在“文革”期间，被一些人利用，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诗歌，配合形势，颇有影响。其实黄声孝当时的许多诗歌，是编辑给他打电话，让黄声孝在电话里说几句，编辑就帮他写成了，重要的是借“工人诗人黄声笑”(“文革”中黄声孝曾更名黄声笑)这个名头。后来黄声孝调到长航创作组，住在汉口的长航招待所，那些要借用他名字来发挥战斗作用的报刊就更方便了，到招待所给他打个招呼，第二天报纸上就能见到“工人诗人黄声笑”的诗了。

　　“文革”开始后，文联作协遭到解散，人员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在武昌紫阳路215号挂起了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牌子。创作室陆续从干校调回一些文艺干部，有《湖北文艺》编辑部，即“文革”前的《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有音乐组，即“文革”前的音乐家协会;有美术组，即“文革”前的美术家协会;还有文学组，即文革前的专业作家。创作室相当于“文革”前的文联，但级别是县团级，隶属于省文化局领导。徐迟在“文革”开始后就全家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到他年届六十岁时，有关部门通知他退休，但后来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上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高兴。

　　武昌紫阳路215号是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前后两幢楼，前幢楼两层，一正楼带两厢楼，呈U字形，办公;后幢楼三层，住人。徐迟到创作室报到后，在前幢楼一楼的右厢住两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子，单位还在二楼办公室边腾了一间屋给他做书房。徐迟回来时，除了老伴陈松外，小儿子徐健、小女儿徐音都回来了，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家的厨房在楼梯拐角处。

　　徐迟回到创作室时，分到文学组。文学组由沈毅负责，当党支部书记。文学组原来有作家碧野、辛雷、洪洋，现在又增加了徐迟。徐迟到了创作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黄声孝把《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第三部写出来。徐迟看到了黄声孝被某些人利用，把他作为政治的工具，心里很不安。徐迟向创作室党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帮助工人作家同时也向工人作家学习，这无疑很适合当时的文艺方向。创作室党委很支持徐迟，同意了他的方案。于是黄声孝就从汉口长航招待所搬来了，住在前幢楼二楼右厢的一间客室里。我是1973年10月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湖北文艺》编辑部，当时住在二楼一间六平米的水管房里，紧邻徐迟的书房，离黄声孝住的客房也很近。徐迟辅导黄声孝修改长诗时，有时我也在场旁听，他很细心，肯定黄声孝的句子，告诉他如何打磨，如何围绕人物来抒情叙事。具体细致的辅导后，黄声孝房间的灯光有时彻夜不熄，他趴在稿纸上，精心地创造他的诗句。

　　1976年5月29日的那个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创作室时，还不到九点。我当时正在斗室中看书，沈毅找到我，说朱洪霞等人来拜访徐迟与黄声孝，让我去门房那里提两瓶开水，到黄声孝住的客室去帮助招待。我提了开水进客室后，看到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坐在客室里的床沿上，徐迟与黄声孝坐在椅子上，沈毅洗杯子，我帮沈毅泡茶。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当时都是四十来岁，看上去也并不趾高气扬。他们在徐迟和黄声孝面前，倒也谦和平常，大约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心里还存有对文学的那份尊敬与热爱。朱洪霞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时，就是个业余作者，写过不少诗。现在回忆，他们当时主要是问候徐迟与黄声孝，问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的创作情况，说了下文学要正面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问徐迟与黄声孝在创作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尽力帮助。徐迟当时回答说，没有困难，他和黄声孝一定会把长诗改好，歌颂工人阶级。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离开创作室时，大约是十点钟，他们在创作室呆了近一个小时。

　　朱洪霞等人夜访徐迟黄声孝，知道的人并不多，徐迟黄声孝也并没把这件事当做多大个事，那段时间，黄声孝还是改诗，徐迟有空就去黄声孝的客室或者到我的斗室里聊天，谈诗，谈读书。徐迟说，老黄的笔头这些年写坏了，大而空的东西太多，是被某些人引导坏了的。我以前就盯准他，要把他引上扎实的创作之道，你看现在，他变了。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当时我想，徐迟是在真心地帮助他。自从黄声孝搬到紫阳路215号后，那些想借用他的名字当工具的人，就很难得逞了。写什么东西，黄声孝会给徐迟说，徐迟往往就以要抓紧修改长诗为借口，不让黄声孝写那些配合政治事件的表态诗与战斗诗。　“文革”结束，全国各地都在清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爪牙的反革命罪行。湖北的清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也在清理之列。创作室党委与驻室工宣队曾找我谈话，询问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五月夜访创作室的情况。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你们受了什么影响?我说，他们好像没谈什么，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迟和黄声孝，他们说要写文化大革命，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我就这么实事求是地很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之后，创作室党委副书记徐寿基与工宣队程师傅又把徐迟、沈毅和我(黄声孝回宜昌去了)找到一起，还是谈朱洪霞等人来创作室的事情，我们几人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徐迟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他们没谈的，我们不能编造，他们说了的，我们也不会隐瞒。最后商讨的结果是要写一篇揭发材料，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徐迟和沈毅要我写，我是年轻人，又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们觉得由我来批判比较合适。当天晚上，我到徐迟的书房找徐迟，问这材料怎么写?徐迟说，很好写。就说“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就是要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阴谋，朱洪霞他们夜访创作室，也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秉承了“四人帮”的衣钵，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决不答应。我从徐迟书房出来回到斗室，连夜写了篇材料交上去，第三天即11月10日，湖北省文化局系统在湖北剧场召开全系统批判大会，领导要我上台代表创作室发言，我就照稿子念了一遍。现在看来，我在徐迟指导下的揭发是苍白无力的，实际上就是口号，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第四天，即11月11日，创作室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我写了篇稿子，在会上又发了一通言。我这天的日记写着：“两天发了两个言，昨天的发言稿被文化局的一个什么人拿去了，今天的发言稿做急用的包装纸。”现在想不起来那是做了什么包装纸。

　　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徐迟对我在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是满意的，我也得到了他的指导。

　　这件事带来的唯一后遗症是，1976年，创作室评选我为湖北省文化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报到省文化局之后，没有被通过，原因就是朱洪霞等三人夜访创作室时，我在场。

　　若干年过去，朱洪霞、夏邦银在服完了刑期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问题。而胡厚民则在服刑期间去世了。

　　《哥德巴赫猜想》前后

　　作为大作家的徐迟，在文艺圈子里无疑受人尊敬，人人知晓，但在社会各行各业人群中，他们平时不接触文学，却不知徐迟是何等人也。徐迟成为那个时候国人尽知的人物或说大师，是在1978年之后。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随即各地方的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凡能读书读报的人，无人不说陈景润，无人不议1+1那数学上的皇冠，无人不知有个大作家叫徐迟。徐迟火了，徐迟热了，徐迟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奇迹。徐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关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敬仰，机关团体，大中小学校纷纷请徐迟做报告，报纸杂志找徐迟约稿，出版社争着出徐迟的书，一些科研部门请徐迟去写他们的科学家。徐迟忙坏了，徐迟招架不了，徐迟坐飞机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徐迟做报告，听众挤爆礼堂。

　　可是徐迟在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在文艺圈虽说受到尊敬，但在非文艺圈、在社会上，甚至在官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1984年10月，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在黄石海观山宾馆举行全省新闻行业的记者编辑职称培训考试，通过考试者即可参加职称评定。参加培训的报刊社人员有一两百人，其中有不少年龄较大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为了获得一个正高副高的职称，也屈尊参加培训学习。我当时和一批同事也参加了培训。11月2日中午，黄石市委市政府举办宴会，招待全省各地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会务组给每人发一张宴会券，粉红色的纸印成扑克牌般大小，参宴者凭券入席。我那段时间真没好好学习，写了一二十首诗，与黄石文学界的朋友李声高、龚去浮、胡海波等经常聚会，喝酒谈诗。反正考个七十分，通过资格绝无问题。这天刚好胡海波到宾馆找我聊天，谈到凭券参加宴会的事，胡海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绘声绘色。胡海波当时说这个故事可能是见景而生回忆，随便说说而已。但我听后却哭笑不得，久久无语，而且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