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在今山东)人。颜延之生活于晋宋时代，是“元嘉三大家”之一。

　　颜延之出身于一个次等士族家庭。《宋书》本传曰：“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颜含虽然不属于门阀士族，但他也是衣冠南渡之际的侨姓大族，具有相当高的门第。《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也是颜含的后代，他比颜延之晚了五世。据颜之推《观我生赋》“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云：“长干，旧颜家巷。靖侯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他们的祖籍在山东临沂，南渡之后居住在南京长干里。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颜延之生于建康。《宋书》本传曰：“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颜延之出仕很晚。《宋书》本传曰：“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也有学者认为颜延之入仕为刘柳的行参军时在义熙初，时年二十三岁左右。

　　东晋末年，朝政先后被桓玄、刘裕等权臣把持。《宋书》本传曰：“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延之的《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两诗即作于此时。沈德潜《古诗源》评其《北使洛》云：“黍离之感，行役之悲，情旨畅越。”《还至梁城作》中的“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一联，因其高迈悲凉深受历代学者好评。

　　宋国建立之后，颜延之为博士，迁世子舍人。刘裕即位，颜延之补为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颜延之曾经与名儒周续之辩论学术。《宋书》本传曰：“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宋书·周续之传》载：“周续之永初二年被征，武帝刘裕为周续之立馆建康城郊，曾率群臣亲临续之教馆，问以三义，并使颜延之与之对析。”

　　尚书令傅亮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诗品》列傅亮于下品，称其作具有“平美”之特色。当年颜延之写作《北使洛》时，傅亮已身为朝廷重臣，颜延之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他对傅亮不能构成任何威胁，傅亮对其诗才也甚为欣赏。等到宋朝建立之后，颜延之与傅亮之间发生了冲突。《宋书》本传：“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看，颜延之与傅亮不仅是文学上的竞争，双方处在对立的阵营中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刘裕的儿子中，三子庐陵王刘义真“颇好辞义”，属于文艺青年，他对诗人谢灵运和颜延之“待接甚厚”。刘裕去世前后，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执掌实权，他们怀疑刘义真、谢灵运、颜延之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意甚不悦。等到少帝即位之后，便对刘义真、谢灵运、颜延之开始了排挤和打击。先以颜延之为正员郎，兼中书，接着徙为员外常侍，又出为始安太守。颜延之是何时被出为始安太守的，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以为在永初三年(422)，或以为在少帝景平二年(424)。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时道经浔阳与陶渊明留连多日。据其《陶征士诔》载，颜延之和陶渊明前后两次晤面，两人交谊甚笃。《陶征士诔》为后人研究陶渊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颜延之经过汨潭时，应湘州刺史张纪之约写作了《祭屈原文》。

　　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刘义隆剪除了徐傅谢集团，征招谢灵运、颜延之回到朝廷。《宋书》本传曰：“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颜延之在《和谢监灵运》中写道：“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惜无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对文帝充满了感激之情。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载：“颜延之、谢灵运各被旨拟《北上篇》，延之受诏即成，灵运久而方就。”有人据此认定，颜延之诗才比谢灵运更加敏捷，其实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对待皇帝的态度有所不同。

　　元嘉十年，延之作《应诏观北湖田收》，《文选》李注引《丹阳郡图经》曰：“乐游苑，晋时药园，元嘉中筑堤雍水，名为北湖。”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颜延之等陪同文帝再次游乐游苑，写作了《曲水诗》与《曲水诗序》。裴子野《宋略》载：“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三月三日是南朝贵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元嘉十一年的这一天，由文帝出面，邀请大臣一起禊饮，为江夏王刘义恭和衡阳王刘义季送行。文帝下诏命所有与会者赋诗，并且命颜延之为这次盛会的诗集作序。《曲水诗》与《曲水诗序》旨在为刘宋帝国歌功颂德。《曲水诗》写文帝仁义之道超越了周汉，开创出一个太平盛世，回顾自己的仕途，感谢皇帝的恩德。《曲水诗序》正面歌颂大宋帝国。武帝以圣武定鼎，宋文帝以圣明之德继承武帝的事业，太子道德高尚，宰臣为国之栋梁。在文帝的英明领导下，国家空前强盛，符命祥瑞不断出现，四夷纷纷来朝。这一诗一序，前者是颜延之个人的抒情之作，后者是颜延之代表群臣的颂歌，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构成了刘宋时代宫廷文学中的双璧，在整个南朝时期只有萧梁时代的王融的诗序可与之争衡。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云：“何谓广大?曰：颜延年之《郊祀》《曲水》《释奠》以及《侍游》诸作，气体崇闳，颇堪嗣响《雅》《颂》。”宫廷文学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刘宋时代，颜延之是宫廷文学的巨匠。以《曲水诗》与《曲水诗序》为代表的颜延之宫廷文学乃是两晋士族文学的一种变体，它确立了南朝宫廷文学的范型，规定了南朝宫廷文学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宫廷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南史》本传载：“延之既以才学见遇，当时多相推服，惟袁淑年倍小于延之，不相推重。”可见颜延之很看重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除了小字辈的袁淑外，朝廷上下对他的文学才华颇为推服。元嘉十二年，颜延之和何承天有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以为天地人“三才同体，相须而成”，“人”不能等同于“众生”，在形神生死的问题上，则“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论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与之辩论。

　　《宋书》本传曰：“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为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其中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颜延之的《五君咏》在后世影响深远。李白《酬王补阙》云：“鸾翮我先铩，龙性君莫驯。”套用了颜诗中的警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五篇别为新裁，其声坚苍，其旨超越，每于结句凄婉壮激，余音诎然，千秋乃有此体。”沈德潜《古诗源》云：“如《五君咏》《秋胡行》，皆清真高逸者也。”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曰：“颜擅雕镂，而《秋胡行》《五君咏》不减芙蕖出水。”刘熙载《诗概》云：“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颜光禄集》评其《五君咏》云：“延年文莫长于《庭诰》，诗莫长于《五君》。”

　　在《五君咏》为诗人带来了崇高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厄运。刘湛及刘义康认定其辞旨不逊，大为恼火。当时延之已拜永嘉太守，他们想要把延之贬谪到远郡去。后来经过文帝的调停，以光禄勋车仲远代替了颜延之的旧职。颜延之罢官家居，“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他在《重释何衡阳达性论》中说：“薄岁从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此期与他交往的只有中书令王球等人。王球遗务事外，与延之情好甚款。延之生活匮乏时，幸赖王球时常接济。晋恭思皇后死后，“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宋书》本传)他闲居无事，于是写作了《庭诰》之文。《庭诰》意即家戒、家训。颜延之在《庭诰》中谆谆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当年，阮籍嵇康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自己一样放达，现在颜延之也是同样的态度。

　　他虽然在《庭诰》告诫子孙要谨小慎微，他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我行我素。刘湛被诛后，朝廷起用颜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咨议参军，御史中丞。被人上奏为“求田问舍”，“唯利是视”，坐此免官。后复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宋书》本传曰：“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南史》本传：“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题辞曰：“颜延之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自陈，乞解所职，不许。翌年致仕。

　　元嘉三十年(453)，元凶刘劭弑立，以颜延之为光禄大夫。其子颜竣参定孝武帝刘骏密谋，兼造书檄。《宋书》本传曰：“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刘骏登阼后，以延之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表解师职，加给亲信三十人。”(《宋书》本传)孝建三年，颜延之卒，时年七十三岁，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

　　颜延之原有文集三十卷，已佚。明人辑有《颜光禄集》。《宋书》本传曰：“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宋书·谢灵运传论》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摽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刘宋时代，谢灵运与颜延之在文学创作方面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正如清人陈仅《竹林答问》所评：“颜谢当日，已有定评。然谢工于山水，至庙堂大手笔，不能不推颜擅场，大家不必兼工也。大抵山林、廊庙两种，诗家作者，每分道而驰。”这里的“庙堂”、“廊庙”一体，今天通称为宫廷文学。谢灵运是山水文学的大家，颜延之是宫廷文学的巨匠。让人慨叹的是，选择退缩至山水和庄园的谢灵运最终被杀，选择成为宫廷文人的颜延之则仕途通达，得以享其天年。

　　钟嵘在《诗品》中把谢灵运放在上品，将颜延之置于中品，显示出在钟嵘的审美体系中两人地位的差异。《诗品中》云：“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颜延之继承了陆机文学中“举体华美”、典雅工整的传统。正如钟嵘所评他是“经纶文雅才”，即宫廷文人的杰出代表。文采绮密，典故繁富，乃是颜延之宫廷文学在艺术方面的重要特征。张戒《岁寒堂诗话》所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与颜延之同时代的鲍照和汤惠休都给予颜诗以负面评价。除了《诗品中》记载的汤惠休之语外，据《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鲍照与汤惠休的诗风偏向于通俗，与颜延之的文学观念不同，写作立场不同，彼此之间的评论也有文人相轻的嫌疑。

　　颜延之去世之后，在大明泰始年间，形成了一个“祖袭颜延”的诗人集团。据钟嵘《诗品下》记载，这个集团包括以下人员：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邱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钟宪，齐诸暨令颜则，齐秀才顾则心。“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尝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此时的文坛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继承谢灵运路线的山林诗人，一种是学习鲍照的通俗诗人，一种是模仿颜延之的宫廷诗人。从“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来看，谢灵运诗派已经江河日下，鲍照诗派如日中天，而“檀谢七君”坚持走颜延之的诗歌路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是宫廷诗派的中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