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对仗”

　　“对偶”的作用，宋代之前，突出地表现在诗赋、骈文的创作中。《丽辞》篇接下来说：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司马相如)《上林》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王粲)《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张载)《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文心雕龙》卷七《丽辞》)

　　这里提出四种“对偶”方式，举出例子，比较其优劣。实则这四类不属于同一范畴：“言对”指词语，“事对”是用典，“正对”和“反对”则属于文意。但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对偶”方式的多种多样。而就文学创作说，“对偶”有助于创造“美文”，基本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形式整齐，再是声调和谐。两者作为表现手段，都能够造成动人的艺术效果。

　　“对偶”美化文字的作用，可看看沈括《梦溪笔谈》里所录魏野的一首诗《陕州平陆县》：

　　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

　　这是一首写景诗，仔细揣详，意思平平，如果用散语来写，不会有多少情趣，可是四句两联，对得实在好，大大提升了欣赏意味。古人七律作得好的，当然首推杜甫。其感慨悲壮、“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对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白发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等等，人们口熟能详，不烦例举。古代诗人中再一位以善“对偶”著称的是陆游。所谓“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村诗话》)，钱钟书在《宋诗选》里特别提到这一点。陆游一生作诗近万首，难免有相当数量的空疏潦草之作。可见由于他善作对句，一些意思平庸之作大为提高了欣赏价值。如写浮桥：“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度浮桥至南台》)写春天的郊野：“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春残》)写路上风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初发夷陵》)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临安春雨初霁》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抒写闲适情趣，细腻而生动;名作《书愤》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写的是两个诗人旧游之地，也是宋金争战的战场，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宋兵曾在瓜洲、采石一带抵抗金兵，同年秋宋、金又在大散关展开争夺战，由个人的思旧之情联想到宋金争战的形势，写出这抒写愤慨和隐忧的一联诗。

　　“对偶”作为艺术技巧，又成为诗人们炫奇斗巧的手段。而优秀的作者在这方面确实能够发挥才智，取得卓越的艺术效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里记载：

　　《漫叟诗话》云：杜诗有“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自天”、“当暑”，乃全语也。东坡诗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可谓青出于蓝。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诗，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不止天生此对，其全篇用事亲切，尤为可喜。诗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风流自有高人识，通介宁随薄俗移。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诗话》载蔡宽夫启《为太学博士和人“治”字韵》诗，有“先生万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与此相类，亦佳对也。(《苕溪渔隐诗话前集》卷九)

　　这里中间讨论的东坡诗题为《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云》。诗是贬黄州时作的，徐君猷是黄州太守，通守是佐理郡务的官。戏赠这两位不饮酒的人，用了两个同姓善饮古人的典故。《晋书》本传上说“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尔。’”《三国志·魏书·徐邈传》上说：“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苏轼把这两件事做成对子，对得严丝合缝，人、事、声韵都十分稳妥;更妙在颈联，把人们熟知的“酒中趣”和“中圣人”两个典故拆散，又用虚词作句尾，表现谐谑的情趣。这算是游戏之作，但精巧的用典、对仗却显示诗人的功力，强化了欣赏效果。

　　“对偶”的精巧还可用陆游的例子。下面这一联是刘克庄称赞过的，出自他的《自咏示客》诗：“吏进饱谙箝纸尾，客来苦劝摸床棱。”这是讲为官消极应付之道的。上句“箝纸尾”典出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写当时官场陋俗，县丞是县令的辅佐，为了避嫌，却“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县丞看“吏”的眼色签署，“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下句用苏味道典，史书记载他“初拜相，门人问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摸床棱宰相”。陆游诗的妙处还在典故本身很形象，即使不知道具体出处也无碍对诗的理解。

　　宋人总结出多种多样“对偶”的方法。如沈括说：

　　如徐陵云：“陪游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傍犯(《玉台新咏序》);如《九歌》：“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当曰“蒸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详所出)，不唯“赤”对“朱”，“耶”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孟浩然《裴司士见访》)，以“鸡”对“杨”，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不详所出)，“几家村草”与“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韩偓《赠吴颠尊师(丙寅年作)》)，“侵簪”、“逼履”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曰》)之类。(《梦溪笔谈》卷十五)。　诗文里无数巧妙的对仗、对句提高了读者欣赏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增添了表达的内涵。它们遂成为关系作品整体艺术水平的重要修辞手段。

　　“对偶”作为“工具”

　　看古人的诗集，里面往往有和作、联句类作品。古代交际，游艺、宴饮、迎送、集会等场合，一个人就某题写一首诗，其他的人写同题的诗，是为“唱和”;如果写律诗，按前人同一部里的字押韵，就是“和韵”;如果押韵逐一用前人诗里同样的韵字，则是“步韵”。联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写诗，你一句我一句，实际每联诗的后一句就是前一句的“对句”。无论是唱和还是联句，写得好，对得工整，不容易。这需要知识、技巧，还要头脑的机敏。但从另一面说，如果自幼经受过对偶声韵的训练，熟读过相关的工具书，记住一批现成的“对子”，凑合着作上一篇，联上一句，又是相当容易的。现在很少有人使用古诗唱和、联句了，往往把各种事看得太难，太神秘，实则有秘诀，即在掌握“工具”。

　　闻一多《类书与诗》一文讲唐代大量编纂类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其中说到徐坚编的《初学记》，这是当年唐玄宗专门为了教导诸皇子写诗作文编写的。全书分二十三部，从“天”、“岁时”、“地”、“州郡”到“兽”、“鸟”、“鳞介”、“虫”，内容包笼天地万象;每一部先是“叙事”，然后是“事对”，最后征引诗文。例如开头的“天部”里的“天”字，开始是“叙事”，引用《河图括地象》、《释名》、《物理论》、《广雅》等著作，还有辞书对“天”字加以解释：“事对”部分列举有关“天”的“对子”：转盖、倚杵，复盆、转毂，象盖、如笠，玉仪、铜浑，设位、垂象，姮娥月、少女风，白鹤云、黄雀风等，一共二十八组，每个词下面都注明出处;诗文部分引录与“天”相关的作品：晋成公绥《天地赋》，晋傅玄、梁刘孝绰、陈张正见、唐宋之问的诗，郭璞的《释天地图赞》。对这部书，《四库全书》馆臣给予很高评价，说它“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白氏)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得出这个评价，一个主要缘由之一应当是这部书有“事对”，而“事对”有益于实用。闻一多说到如何把这部书当做“工具”来使用：

　　《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的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在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下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副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按上一头一尾罢了。(《类书与诗》)

　　掌握这样的“工具”，包括前面提到的李渔的《笠翁对韵》之类工具书，无论是参加考试，还是在集会里凑热闹唱和、联句，也就有余裕来应付局面了。这也是旧时把对偶、声韵的训练作为教学基本功的理由。不过这种“凑”出来的诗，很难说有什么“意境”、“情趣”了。唐代士子考试作的试帖诗基本没有好诗好句，也就理所当然了。

　　上面引用沈括、胡仔论“对偶”的段落，出自“诗话”一类的书，是对前人或时人写作技巧的总结。古代的诗话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书，内容大多不成体系，显得琐屑饾饤，可是吉光片羽，不乏精彩意见，如前面引用过的。唐初近体诗格律定型，诗话之类书里多对于“对偶”的方法加以总结。例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里的《属对》，讲唐初上官仪的“六对”：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诗人玉屑》卷七)

　　接着又讲“八对”，并加上例句说明，如“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等等。上官仪本人精于声律，对近体格律的定型作出了一定贡献。

　　继而出现许多《诗格》一类书，则是另一类“工具”，讲“对偶”也是其中主要内容。中唐时期入唐的日本学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里用很大篇幅讲“对”，东卷《论对》曰：“文辞妍丽，良由对嘱之能;笔札雄通，实安施之巧。若言不对，语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词枉费。”他总结出二十九种对，就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诗格》一类书，考核异同，加以汇总的。他给每一种“对”作出具体说明，然后举出例句加以解释。如“的名对”，他说：“又名正名对，又名正对，又名切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或曰：天地，日月，好恶、去来……如此之类，正名对。”然后举例子：“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砌下花徐去，阶前絮缓来。”(《文镜秘府论》东卷)这四句诗出处无考，上下句相应的每个字都成“正对”。这二十九种对应当是今存文献里讲作诗“对偶”最细致详尽的了。近人所著讲诗词格律的书，也都会用很大篇幅讲“对仗”技巧，讲“对”的宽严，讲“借对”、“流水对”等，具体方法变化多端，也是示人以“工具”。但是有了工具，除了看能否熟练地使用，更重要的是从事写作还得有精彩、动人的思想感情作为内容。

　　梁启超有一篇文章《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介绍从清人到他自己所作集句联语，权且拿其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骈俪对偶之文，近来颇为青年文学家所排斥……但以我国文字的构造，结果当然要产生这种文学，而这种文学，故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我以为爱美的人，殊不必先横一成见，一定是丹非素，徒削减自己娱乐的领土。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无限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