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庆历新政”是从改革人事制度开始的，而断送这一改革进程的罪魁祸首，也恰是一起恼人的人事纠纷。

　　在制定改革政策时，尽管改革派官员用心照顾了官僚权贵的既得利益，但由于朝廷派出的按察使巡视各地时检举弹劾了许多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且“恩荫”制度的改革，又使不少心怀侥幸的人失去了当官的希望，于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对新政进行诽谤诋毁的言论越来越多，守旧势力和权贵们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

　　断送新政前程的主要人物是前朝老臣夏竦。此人虽然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和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但急于进取，性好渔色，尤喜交结权贵。宋、夏关系紧张后，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主持西北防务。可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于是三番五次上书请求解除边帅之职。在边境形势高度紧张之秋，夏竦贪图安逸，拈轻怕重，引起众臣强烈指责。后来边境形势有了缓和，宋仁宗才有意安排夏竦回朝，任职枢密使。

　　不想消息传出之后，引来台谏官员激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率领御史席平、沈邈和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先后上疏十八道，坚决反对这一任命。有的奏疏揭发夏竦在陕西“临敌畏懦，不肯尽力”;有的奏疏批评夏竦“善于算计，奸邪险恶”。御史沈邈还揭露夏竦私交太监刘从愿的事实。

　　尽管遭到言官的猛烈抨击，夏竦还是顶着压力星夜兼程赶来京师。夏竦离京师越近，台谏的参劾也越加猛烈，王拱辰甚至进殿当面进谏。宋仁宗听得不耐烦，拔腿要走，王拱辰急步上前，一把扯住宋仁宗的衣襟，坚持要他改变初衷。由于台谏官员的强力反对，就在夏竦到达京师前夕，宋仁宗迫不得已撤销了这一任命，同时改命杜衍为枢密使。

　　宋仁宗是有名的老好人，为了让夏竦明白事情变化的原委，当夏竦兴冲冲地赶到京师后，便把群臣参劾他的奏疏封好，一并交给他看。夏竦只好沮丧地返回本镇。不久，夏竦改任判亳州事。

　　身为前朝元老，夏竦当然难以容忍言官们肆无忌惮的参劾。到亳州上任后，夏竦即向朝廷呈上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奏疏，为自己辩护。宋仁宗要翰林学士拟写批复。

　　然而新政官员为宋仁宗所拟的批复更加令夏竦愤慨难堪：“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这不是说自己是不忠不勤、缺德乏善之人吗?

　　有趣的是，夏竦最后下重手打击的对象，既不是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也不是“贤人”聚集的谏院，而是新政首领范仲淹、富弼以及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国立大学教授石介。这是为什么?

　　原来，当宋仁宗为刷新政治而重用贤才时，“遇事奋然敢为”的前国子监直讲石介心情非常激动：“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他不但写信向富弼表示祝贺，勉励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而且仿效唐朝韩愈《元和圣德颂》，撰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以皇帝的口吻对各位执政大臣和谏官一一予以表彰，同时直斥遭台谏攻击没能当成枢密使的夏竦为“妖魃”和“大奸”：“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此诗一出，同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断言“子祸始于此矣”(《宋史·儒林二·石介传》)，范仲淹也不无忧虑地对宰相韩琦说：“这些鬼怪之辈要坏大事!”

　　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枢密使一职，现在又遭石介如此放肆地攻击谩骂，夏竦当然不会放过这些人。于是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的字体，将石介写给富弼的那封信篡改了。石介在信中勉励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这句话经夏竦匠心一改，就变成了“行伊、霍之事”。伊是伊尹，周是周公，两人都是古代辅佐天子的圣贤;霍乃霍光，东汉以废立皇帝著称的权臣。石介勉励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是希望富弼等人能像古代的贤相一样，尽力辅佐宋仁宗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句话被夏竦改换为“行伊、霍之事”后，意思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为了证明富弼等人确有废掉当今圣上的意图，夏竦又指使女奴伪造了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有了这两件书证，富弼等人欲图废掉当今圣上的罪名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过了半年，范仲淹和富弼同日被罢免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职务，原来所颁布的各项新政措施，亦被一一废止。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至此被这起人事纠纷彻底断送。

　　在官本位社会里，推进人事制度改革，难乎其难矣。

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