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后，偶遇一位女尼，抚着我的掌心说：“你的年少时期过得很坎坷呀!”这段批注全然颠覆了我对自己成长期的评价，自以为的多姿多彩，在命理师的眼里原来只值“坎坷”二字。

　　刚升入初中三年级，班里黑板上便大大地写着联考倒数计时日，每天有考不完的试、做不完的参考书，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吃饱饭，便在书桌与床铺间挣扎，永远觉得睡眠不足，天天郁闷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不能直接到工厂当女工赚钱自力更生吗?”如此自哀自怜地熬了一整年，当联考结束，面对填报升学志愿时，我选择了再也不需要大考的台北工专(即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就读。

　　选择这所五年制的学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五专联招”考得太好了，不去读太可惜了，且听说学校全然是大学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可自己选课、偶尔穿制服即可，最重要的是头发长度可以不必再谨守耳根上一公分的限制，哇!能不再顶个丑到爆的“西瓜皮”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所以，我便如此欢欣鼓舞且不知死活地进入这所全是工科专业的学校就读(台北工专的课业其实是非常吃重的)。

　　新生训练时，才发现所念的化工科全班50多人中只有4个女生，而其他科系的女生更少，五年制的学生总数约两三千人，却只有52名女生，性别比例如此悬殊，女生炙手可热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开学没多久，各个社团全来拉人入社，年轻时的我全然不知如何拒绝别人，因此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社团，京剧、合唱团是我自己选的，至于其他育幼社、创新社、口琴社等，则是连社团成员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样让我拉不下脸来拒绝的是运动会的比赛，我这1.7米的身高，总让人误以为是运动场上的健儿，因此，在女生如此稀少、许多项目几乎无法成赛的状况下，我便成了学校主办单位觊觎的对象。首先是400米赛跑，对这个长度不太有概念的我问：“要跑多远?”我们女生总干事答道：“没多远。”脸软的我便应了，对方看我如此好说话，便乘胜追击游说我也参加800米比赛：“不过就是多跑一圈嘛!”

　　直至运动会当天，我才知道800米只有两名选手参加，另一位四年级的学姐还说是来陪跑的，想象一下两个女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含三专日夜间部至少有个三五千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绕着操场跑两大圈，多尴尬呀!而且跑到最后20米，眼看着那学姐从我身边直蹿至终点，“哎、哎、哎!她不是来陪跑的吗?”所以，那场比赛我得了个第二名。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独唱比赛一样找我去凑数，口琴演奏我也被找去伴唱，在没有麦克风助阵的情况下，要在四五十人死命用力的吹奏中突破重围，那简直和在战场上拼斗无异，一场混战下来，年少的我只知道掉眼泪，若换成现在，大概当场就会飙出一句脏话：“鬃 !是谁发明这种玩法的!”

　　其他诸如此类的表演比赛也不少，一至三年级每学期所参加的合唱团大专院校比赛，任我们再怎么努力，仍然只能得到乙等奖，毕竟这样男女混声的合唱比赛，对女生资源不多的我们来说很是吃亏(几乎会唱歌的都被抓上阵了)。但自从我离开学校后，这工专合唱团却年年都得甲等。当时带别的学校参赛、后来成为我们“三三合唱团”指挥的老师做了如是解说—因为床上蹦出的那根弹簧给拔除了，所以搞了半天，我是那根蹦坏的弹簧?

　　在可以尽情发挥个人表演欲的京剧社里，我便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欢快，年纪轻轻的却爱钻研这老古董、因天性而聚在一起的这伙人，便有着雷同的古怪，我们像一堆老灵魂般聚在一起，谈的都不是同龄人会关注的话题，我们的偶像不是某个影视明星，也不是某个运动健将，全是已然作古或音讯杳杳的菊坛伶人：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老生泰斗余叔岩、马连良、谭鑫培、言菊朋，全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传奇人物。

　　一年级，我们演了出热闹戏“五花洞”，真假潘金莲一字排开，有胖有瘦有高有矮的很富戏剧效果，这出戏中人物多，除了八个潘金莲、八个武大郎，还有张天师借来的天兵天将与众妖魔打成一团，可以想见后台会是怎么个乱法，还没上台大伙已忙得个人仰马翻，最后戏演完了，才发现有人虽然上了妆穿了戏服，却始终没出场，但似乎也无碍大局，类似的逸趣足足让我们捧腹到下次公演有了互相取笑的新材料时才停止。

　　尔后我陆续又演了《法门寺》中的宋巧娇，还在《红娘》中与学姐共串红娘一角，最后便是《贵妃醉酒》—这次公演一样又面临女生不足的问题，只好请上大姐及几位“三三集刊”的朋友，“共襄盛举”扮演大阵仗的宫女，彩排时问题不大，但真正化妥妆、穿上宫衣、戴上冠帽，每个人的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有提着香炉宫灯的，才走到台中央绳子便打了结，扯了老半天才解开;姐姐和另一位朋友负责贵妃身后，那一对大大的团扇，待贵妃坐定后，便可把那长长的扇柄支在地上，但这两位宫女却不懂得取巧，像苦力一样一直悬空撑着，险些让头顶冒出的汗珠把妆都给弄花了。

　　在念工专期间，我大半的心力都放在京剧上头，以至每当有人惊讶于我读工科，问我读的是哪个科系时，父亲都会说“台北工专京剧科”。如此的不务正业，本分功课自然是顾不好，再加上我已无法满足于票友、票戏的身份，便在读四年级时离开了工专，到父亲当时任教的“文化大学”，跟尚小云的弟子梁秀娟拜师学艺去了，这也是后话了。

　　在读台北工专期间，除了和京剧社的同好成了莫逆之交(至今仍有联系)，在众学长纷纷服兵役期间，又在校内认识了几位社团负责人，因此结成死党。八兄妹中我年龄最小且是唯一的女娃，说实在的，这几位哥哥都一表人才，我们一伙聚在一起常引人侧目，大家都说我很厉害，能摆平这些才貌双全的大男生。其实真实状况是，他们从来没把我当女生看，打篮球时该别该撞的绝不会客气;野外爬山露营时我也从没喊过苦;聚餐时也没享受过特权，一样要按份付账;唯有舞会找不到伴时，他们才会想到我这老小是个女生，可以滥竽充数应个卯。

　　16岁时，我参加了第一届“金韵奖”校园民歌大赛，也是因为这群死党的缘故。其中一位哥哥是古典吉他社社长，弹得一手好吉他，平时大伙聚在一起便爱弹弹唱唱，当看到比赛讯息时，便去报了个团体组，他们问我要不要报名个人组，我说随便，结果是练了许久的团体赛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反而是随便参赛的个人组一路晋级(据说当时有上千人报名)。决赛当日被主办方叮嘱，别再穿制服登台了，只好偷偷地从大姐的衣柜中拿了一套洋装应急。

　　说“偷偷地”，是因为自觉这不是一件光彩事，始终没让家里知道，是后来灌了唱片面市了才曝了光。听说那张唱片大卖，因此带动了后来整个校园民歌的风潮，也让众多音乐高手，包括词曲创作人，包括一等一的好嗓子歌者，都汇聚在一起，唱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歌(在此之前，年轻人唱的听的多是西洋流行音乐)。齐豫晚了我们两届，而蔡琴则是在另一个唱片公司办的竞赛中脱颖而出，同样被归类为“校园民歌手”。

　　说了这么多，也许只是想印证我的青春岁月是精彩有趣的，虽则其间也谈了几场没结果的恋爱，一样曾被伤得很惨，但因为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所以完全无怨无悔。若以结果论，包含辍学在内，或许真可谓之坎坷，但我仍觉得自己在年少的那段日子中学到许多许多，也得到许多许多，若人生能倒带再重来一次，我想我仍会选择这看似困顿却也异常丰富的青春岁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