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择人”还是“为人择官”不应是问题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窦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人，虽然垂垂老矣，但仍然受到重用。有一次讨论朝政，窦诞“昏谬失对”，李世民于是下诏自省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反思自己徇私故人而滥授官爵。千载之下，“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的经验与教训，仍然引人深思。(人民日报，5月18日)

　　“为官择人”还是“为人择官”的确是古今一切为官者，特别是承担着为党和国家选拔人才之职责的官员无法回避的命题。“为官择人”就是根据岗位要求甄选人才，选贤任能、量才授任。而“为人择官”，其实就是“萝卜招聘”，为特定的人量身定做、安排官职。为公还是为私，一目了然。

　　作为承担着为党和政府选任优秀后备人才之责的组工干部，以公心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官择人，本是毫不犹豫、不容置疑的首选，但总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拎不清”却是为了哪般?仔细捉摸，所谓“拎不清”并非搞不清“为官择人”和“为人择官”的含义和天壤之别，而是为私为利公然选择违背公心。

　　对待如何选任干部的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也就造就了“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的对立。一面为公者是延安时期毛主席指出的，任人唯贤的“正派的路线”。另一面是为私者，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己心态，编织关系网，拉帮结派，营造“圈子”和“山头”，因人设岗、因人设职，大搞“近亲繁殖”。为党和国家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干部，当舍私利为出于公心，这也是组工干部和掌握人事任命权力的党委“一把手”最起码的政治觉悟和党性底线。一旦失去这一底线，就难免出现用人腐败。不同于权钱交易，“为人择官”危害的直接是党的肌体，用人腐败实是党的心腹之疾。破坏和损害的不只是党和琗的形象和国有资产，而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为人择官”就是任人唯亲，只凭关系亲属，不考察品行、才干，可想而知，这样的人一旦掌握权柄，一无党性修养，二无党纪自律，三无执政之才，或慵或贪，为祸一方，最受害的还是群众。但罪魁祸首实是“为人择官”者，贪官慵官尽管可恶，但选任这些贪官慵官的官员更可恶。

　　“为官择人”还是“为人择官”不应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于一些失去公心专谋私利者掌握了选任干部的权柄，为天下择英才变成了为自己择“奴才”、“家臣”，选贤任能变成了卖官买官、借机敛财。如何让“为官择人”理所应当?一要择人者有“伯乐”的眼光发现人才，有“伯乐”的气度，举荐人才。各级党委“一把手”和分管人事的干部，在选任干部上有很大权力，但这权必须审慎用之，出于公心。二要将选任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选任人才制度更民主、公开、科学，选出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三要完善科学选人用人的制度，营造“为官择人”文化。如此，党和国家幸甚，人民群众幸甚。(文/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