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苦恼的时候，遇到了它——《读书》!

1997年，还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其实就和村民混居在一起。与许多处于人生低潮的知识分子一样，工作失意、家境窘困、病痛缠身而又无处诉说的时候，读书，成为最后的心灵慰藉。

到了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去县城，总要去书店转转。略显狭窄的连青山路，东西两边排列着许多书店。就是在那里，我购买到第一本《读书》——1997年4期。

本期第一篇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气度·风格》，文章说刚刚去世(1997年2月19日)的邓小平同志“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会在黑暗中徘徊很长时期;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邓小平，我们同样也会徘徊很长时期”，这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第二篇郁之的《大书小识新集》介绍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出处;后文中邓小平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在老虎频现、苍蝇横飞的今天，应该让所有的党员、干部铭记在心。

没想到，第一次接触，几篇短文，就让我成了它的铁杆粉丝。

不久，正是在寻找《读书》的时候，遇到了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他的“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对我这个只知道高大上、伟光正的人不啻是惊雷一棒;他的“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道出了人文学者掩卷之后的共同感慨;他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引起我发自心底的共鸣……调皮浅显的文辞、新颖深刻的哲理、潇洒浪漫的思维，像一阵清新的风。没有傲慢者的居高临下，没有喋喋不休的教唆，就是一个朋友向你娓娓讲述平平白白的道理。

2000年5期张湛彬的《阳光何日拥抱这一对战士》，文章据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若隐若现地简略介绍了胡乔木、周扬之间的纠葛，并说：“周扬对自己的过失，诚心诚意的忏悔，甚至泪流满面。乔木对自己的过失，也有认识，但表现得有些含蓄，比较委婉。”读后我明白，两位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平凡的人，都是瑕瑜互见，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二位晚年都是清醒的，对自己的言行都有反省，由于位置不同，表现有差别也属正常。另外，87页丁聪先生“要让学生走出题海”的漫画，让我想到今天邻居家初一的学生晚上做作业经常到11点。看来，17年过去了，丁聪先生的减负目标仍没有完成……

2001年开始全年订购《读书》。实事求是地说，每一期《读书》中除短长书、品书录外，剩下的总有几篇文章专业性、学术性太强，看几行就放下，提不起兴趣。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摘抄的多，写眉批、写感悟的少。这样，我就很高兴了：视野豁然开朗，灵魂不再空虚，学识不再停留于较低的水平。

若非噩梦连连，

我即使被关在果核之中，

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这几句诗，自己上学时读到过，并没有太在意。吴忠超老师在《膜世界中的生灵》(2002年3期)引用了它，联想到自己虽到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遂生发无限的感慨、共鸣。文中的波函数、量子理论、广义相对论、红移定律、时间、矩阵、弦理论等，我这个文科男都不明白，却颇感兴趣。于是，开始关注史蒂芬·霍金，研读《时间简史》、《果核中的宇宙》，认识到个人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微不足道。“量子宇宙学家就相信无中生有的场景而言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就科学的方法论而言是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者，而就沉迷于宇宙和理论的美而言，又是泛神论者”。我以为，泛神论中的“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道”，是“天命不可违”里的“天”，指引万物，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觅，无法述说。

“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离开家园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园，也可能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屈原，李后主，蔡文姬，是被迫的流放。陶渊明，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是自我流放。现代中国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他们后来几乎都停止创作了，也是自我流放。”(聂华苓《游子吟——二十世纪》，2005年5期)聂文虽道出了文人的无奈，但不全面。禁言，不准说出真相，打压自由表达的空间，也是流放，是灵魂的流放。不稳定的事实摆在那儿，为了稳定的大局，不准说不稳定的现象，这样，天下就是稳定的?《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勇于裸体前行的皇帝，那些盛赞新装漂亮的大臣，绝迹了吗?

成思危先生在《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2008年10期)中，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有四个特点：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路径依存”。文章对专家学者提出语重心长的三点希望：“做改革的促进派;一定要说真话实话，将论点和论据相结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要踏踏实实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在学术界人心浮躁、乱象频出的今天，这三点，让人警醒。

李炜光的《乌台诗案始末》(2012年3期)，我感兴趣的是《孔氏谈苑》(宋·孔平仲)对苏轼陷入案中被传唤进京的描绘：“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就案情而言，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苏轼无罪。不知今天那些贪腐的衮衮诸公，身陷囹圄时，有没有“如驱犬鸡”的感觉。另外，与苏轼政见不合且已罢相的王安石，闻讯后立即写给皇帝只有一句话的信：“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让人见识了“相”的胸襟气度。宋神宗也没有被宵小迷惑，在诏书中说：“朕之所治，虽非盛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可惜的是，这样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明清的文字狱让“才士”们感受到了杀一人、灭门、株连九族的血腥。以至于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至于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至于什么“千古不绝之唾骂”，刚愎自用的君主不会在乎!

“‘三碗汤’不光所学的专业不同，所受的教育模式也很不一样。老汤虽然多次到美、日和欧洲的很多国家进行过学术交流和讲学，但受的基本上还算是中国式的教育;我是一半中式、一半美式;小汤所受则是典型的美式精英教育。因此三人间的对话不仅跨学科，多少也有点跨文化的意味。”(2013年9期《三汤对话》)

汤一介、汤双、小汤祖孙三代，每一个人的知识高度都足以让人膜拜。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书香世家，海纳百川，勇于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人人如是，则家庭幸甚，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桌上放的是2016年11期。张承志在《轻轻地触碰(二)》中说：“‘万教归一’的狂妄胡扯，其实是法西斯言论。”17个字，斩钉截铁，发人深省。刘晓峰的《“俘虏第一号”》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东条英机：(二战结束后，)有人把手枪私递进监禁他(东条英机)的牢房，希望他有一个洁白的死，结果是这位从小就接受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用手枪自杀时居然打偏。

我是晚熟的人，是《讀书》，让我冷静，不再是“愤青”，不再是玻璃心，不再只聚焦自己的得失。读的书越多我越明白，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人被无情碾压，他们曾经奋斗、挣扎，但无法逃脱。阅读，让我能够平静地看这个世界，看世界中的你、我、他……

韩愈先生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一路走来，道，有闻，却没有找到专攻的术业，这是自己闲散无大志的缘故吧。上中学时喜爱文学，读的专业是历史，工作是教书，又对哲学、宗教、经济学、社会学感兴趣，从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至今一事无成。不过，虽喜欢这样压力不大的活法，却心有不甘。一次跟朋友聊起为什么读书，我说：“读书，就是想让自己多明白一点，不让自己生活得那么傻……即便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即便我不能马上改变现状，但我要知道：强盗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抢劫，毫发无损地身退。什么时代的原因、历史的原因，那样的说辞轻描淡写，不负责任。”

谈《读书》，不能不说其封二。“诗画话”是陈四益文丁聪画，“画说”是陈四益文黄永厚图，“文墨家常”是王蒙文康笑宇图，无论是“诗”还是“文”，是“画”还是“图”，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都是足以笑傲同侪的艺术精品，放在一块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且，内容联系现实，抨击时弊：

既然将一切成绩都归功于领导或领导部门，一切错误、失误是否同理可推，也应当归咎于领导?(陈四益)

头脑应该善于勤于学习思索记忆计算想象，尤其是心，应该能够爱人，能够付出，能够不忍，能够自责，能够贡献与燃烧。(王蒙)

《读书》封三、封四对优秀图书的推介，为愿终生读书的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储备了丰富的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