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与卫慧是不同时代书写上海的代表女作家，由于时代背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等因素，造成了两者在具体创作上的有所不同。

　　关键词：上海书写;张爱玲;卫慧

　　上海在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学格局中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正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独特的历史经历以及沉淀孕育的文化气质，向世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和想象空间，吸引了无数的文人作家把在这座城市中的体验与感受转换为文字符号，从而形成了对于上海的城市书写。从三四十年代繁华旧梦的张爱玲到世纪之交时髦前卫的卫慧，两位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视角对准上海的日常生活，从不同的维度绘制出了一幅立体多彩，有着深厚文化意蕴的上海城市图景。

　　一、从具体到抽象化的城市日常生活

　　城市是由日常生活建构而成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张爱玲作为孤岛时期的女作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题材，而是以生活细节和平民世界为载体，用观照现实、过滤生活的目光，将笔触深入到上海的平凡角落，记录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左翼作家笔下的另一个上海，展示了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下上海世俗、生活的一面。

　　张爱玲是非常注重细节表现的，她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信手拈来，从家具摆设、衣着打扮、到气味颜色，甚至是一颗钉子、一张卡片都能成为其津津乐道的表现对象，可以说张爱玲的“老上海”就是由大量的生活细节组成的。她热衷于“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1]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描摹着上海城市生活的平凡细节。春天马路两旁的梧桐和柳树、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铃声、油漆汽车的气味、夜上海美丽迷茫的月色、公寓门口前缠绵的男女……都是张爱玲对于当时上海这个繁荣绮丽与落败飘零相交织的“孤岛”城市独特的个人注解。张爱玲通过对上海日常生活的细节化、具体化，还原了市民生活平凡、琐屑的真实面目，挖掘出背后柔软的人性事物。

　　到了世纪之交的九十年代，上海随着笼罩在一片消费主义的氛围之中，欲望的膨胀、物质的狂欢如浪潮般席卷了整个城市。在以卫慧为代表的七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的笔下，上海的形象被再一次刷新。

　　与张爱玲的上海书写相比，卫慧同样立足于都市的日常生活，但是她不再执着于世俗和琐碎的细节，而是把都市生活完全物质化。卫慧和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们拒绝世俗的生活秩序，践踏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因为在她们眼中“日常生活就是毫无诗意的一种繁琐”，[2]是一种小市民的肤浅与媚俗。而她们所崇尚的日常生活哲学，是对于金钱和物质的顶礼膜拜，对于欲望和渴求的毫不掩饰，完全服从内心冲动的召唤，并随时随地准备着付诸行动。所以在她描写上海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再看到张爱玲笔下那慵懒、细腻的上海风韵，相反的只是单纯的事物、名词的堆砌。

　　二、从封闭到开放的城市空间环境

　　要对一个城市进行书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表现。张爱玲和卫慧在各自书写上海的文本中都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空间环境来作为表现上海特征的基。

　　张爱玲有别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她没有把焦点集中在舞厅、夜总会等公共场景来表现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风光，而是将视角放置在封闭、私密性的家族空间环境里，以聚焦的方式刻画生活在旧式家族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所以公馆成为她作品中表现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的场景。从《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公馆到《金锁记》的姜公馆，再到《创世纪》中的匡家，在这些幕帘低垂，有着相同的昏暗色调和腐烂窒息气味的深宅大院里，感受不到任何都市的现代气息，相反充斥着家族成员之间的蜚短流长、明争暗斗，犹如一出出室内舞台剧。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悲观离合都在这狭小封闭的空间中滋长和上演。这种叙述空间的封闭性直接导致了其作品中人际关系的隔阂和矛盾，形成了“相互映射和相互窥视的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了别的小说所没有的尖锐和紧张”。[3]当薇龙搬进姑妈家时，她感觉到侍女躲在暗处窥视她，而且她还时常听到佣人们在议论她们的女主人(《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理扭曲的七巧更是以窥探讨论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夫妻秘闻为乐(《金锁记》)。正是由于这种在四面高墙下人的相互孤立与排斥，才造成了张爱玲笔下人互相戕害和自我虐待的悲惨生存状态。张爱玲通过带有封闭性的空间叙述，揭示了动荡乱世中普通大众的悲剧宿命和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更为成熟的、更接近三十四年代上海的本真形象。

　　随着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发展，高速公路和摩天大厦逐步取代了昔日古老的公馆和弄堂成为上海新的城市标志。在新生代作家书写上海的文本中，空间环境也不再局限于封闭的公寓、公馆等，而是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咖啡厅、KTV、酒店等逐步成为都市人主要的活动舞台，其中酒吧更是消费时代里都市欲望化叙事的经典场景.卫慧的多部作品都以酒吧为主要场景来铺垫情节和表现人物，在她的笔下城市的酒吧“如同一片富含腐殖质的温床一样滋长着浪漫、冷酷、糜烂、戏剧、谎言、病痛和失真的美丽”，[4]一到夜晚这里就云集了形形色色的都市人。他们各怀目的，对彼此知之甚少却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相互吸引，迅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发生性关系。到酒吧去尽情享乐一样，这种充满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人际交往关系，折射出当代都市中人际关系冷漠和脆弱的特性。从公馆到酒吧，封闭到开放，虽然张爱玲和卫慧书写城市空间的落脚点全然不同，但对于都市人生存状态的观照却是殊途同归的。

　　三、写真者与外来者的城市书写身份

　　同样是对于上海的书写，张爱玲和卫慧因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出生经历，使得她们笔下上海呈现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和文化气质，同时也反映了两位作家在书写过程中的立场和角度的差异性。张爱玲以一个地道上海人的身份描绘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上海。在她看来上海就是“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5]她善于发掘这些城市细节背后所蕴含的生活底蕴，将日常化、细节化的城市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张爱玲洞察到了飞扬人生表面下安稳的一面，她关注乱世中普通人的命运，反映世事沧桑和人性善恶。“她试图在她的小说中传达一种平实的人生观念，从个体事件中寻找历史的真实和生存的意义。”[6]张爱玲对于上海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让她成为了上海书写的代言者和佼佼者，也使她自己和上海融为了一体。

　　如果说张爱玲是扎根于上海，仔细描摹城市肌理的写真者，那么卫慧就是以外来者的身份，用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卫慧在作品中展示了时代与社会剧烈变迁下上海这座城市最光怪陆离的一面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和她有着相同背景经历的女性，她们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辗转多地最终通过求学、工作等途径进入上海。

　　这些原本怀揣着美好梦想和憧憬的女孩来到了上海，才发现它只是看上去很美。对于这个璀璨耀眼的大都市来说她们只是犹如蚂蚁般无足轻重的存在。正因如此她们才急切地在城市中寻找认同感，每天都想着要做引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渴望像绚烂的烟花一样升起在城市的上空，但也深知前途渺茫。倪可深陷在与德国情人灵肉分离的畸形关系中无法自拔(《上海宝贝》);外来妹阿慧总是能熟练地利用现代情欲游戏规则来获取自己的需要(《像卫慧那样疯狂》)。卫慧和她所塑造的女主人公们一样，对上海的疏离和隔膜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她借助“身体写作”的方式，肆意渲染上海奢靡、放纵的一面，意图像蛀虫侵蚀苹果一样冲破无形坚固的壁垒，真正钻入这城市的心腹之地，“与这座城市在文本中建立起某种密切的联系，进而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的可能。”但无论是卫慧自己还是其故事的主人公，她们都只触及到城市繁华、浮躁的表面，不仅不能帮助她们建立真正的精神家园，反而更加深刻地暴露了这些始终被城市排斥的“外来者”们自我身份迷失的焦虑和内心世界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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