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李娃故事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唐传奇《李娃传》、元杂剧《曲江池》及明传奇《绣襦记》。这三部作品虽然故事框架大致相似，但具体的故事情节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作品塑造出的李娃(李亚仙)形象也不尽相同。而人物形象的不同又直接反映了不同时代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以及社会伦理对女性的价值规范。

　　关键词：相同情节;改写;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6-0001-03

　　在一个以男性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世界里，文学形象大抵是男性视角的审美投影。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遵循着男性的审美需要。男性通过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从而把女性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

　　然而即使是男性自己的价值体系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来重新调整、规范。因此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也会随之而产生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哪怕是同样题材，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代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

　　本文以唐传奇白行简《李娃传》、元杂剧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后面简称《曲江池》)和明传奇徐霖《绣襦记》为例，结合不同时代时代男性的审美要求，讨论人物嬗变轨迹，并进一步探求作品所折射的文化内涵。

　　三部作品差异最明显的地方是情节上的变动。《曲江池》和《绣襦记》对原《李娃传》的故事情节作了大量的增删和改写。这样的处理至少可看出三种不凡意义：

　　一是文体本身的演变;

　　二是传播推广的需要;

　　三是人物形象的改造。

　　一、二点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故略而不论。本文只就情节对人物形象改造这一方面展开讨论。为着契合题旨，本文亦不会把所有情节相异之处一一罗列。只对三部作品中关涉李娃(李亚仙)部分的五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共有情节做比较，集中分析这样改写对人物形象改造的意义及其文化内涵。

　　一、李郑相识

　　在《李娃传》中，郑生于访友途中偶见“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一时惊为天人，乃“累眄于娃”。而“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从后文方知“此狭邪女李氏宅也。”这里点出李娃的身份是个妓女。“李氏颇赡，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李娃所结交者非富即贵，她周游于贵戚豪族之间游刃有余。从她的身份以及表现来看，前文所述“不敢措辞而去”显然并不是害羞而走，乃是娼家欲迎还拒的勾引手法。李娃吃透了男性的心理，知道对付这种富家公子应该采用何种技巧。而且李娃还非常肯定郑生会上门找她。待到郑生上门，侍儿一见便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显然李娃对郑生入彀这一结果是早有预期的。当李娃与郑生正式相见，李娃也表现得精精彩绝伦，“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从李、郑相遇的情节里，可以看出李娃是一个久经风尘，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人心颇具掌控力的成熟聪慧女子。

　　在《曲江池》中，李亚仙与郑元和在曲江池上相遇。郑元和被李亚仙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坠鞭三次。李亚仙也被郑元和的英俊打动，“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嘴上说，心中想，便立即叫赵牛筋去请郑元和。当郑元和过来后，李亚仙的自我介绍也是开诚布公，“妾身不幸，落在平康，唤做李亚仙的便是。”两人相遇纯是一见钟情，既没有斗心机，也不见耍心眼。这里的李亚仙要比李娃单纯的多，性格中也多了一份直爽果断。

　　而《绣襦记》中，李亚仙与侍女银筝在睡起无聊之际，于“门首闲步一回”。巧遇勾栏寻欢的郑元和。李亚仙全程只说了一句，“银筝，你看俊俏郞君。”郑元和故意坠鞭希望引起李亚仙注意。银筝道：“你看那郞君，姐姐，故意坠鞭，偷睛斜视，深有顾盼之意。”李亚仙的反应是“不要胡说，且退去。”李亚仙自然也不是普通的妓女，“他肌体丰艳，小可的不与他往来，所喜者都是富家官宦”然而在李亚仙与郑元和正式相见的时候却与李娃表现得截然相反。李亚仙固然也是芳心暗许，但相见之时只是“敛袵再拜深深”，“重凝睇定两眸，认仙郞是坠鞭否。”当确认是昨日那俊俏郎君后便默然不语，安静的听郑元和与李大妈对话。李亚仙在这里除了身份是妓女外，其行为言语几与良家女子无异，虽春心萌动但谨慎规矩，克己识礼。

　　唐代，文人与妓女普遍是一种娱乐关系。倘若文人为此付出真情会被认为是一种堕落行为。文人对妓女没有情感上的依恋，同样妓女对于文人也多半如此。因此在李、郑相识这个情节，李娃表现的更像是一桩生意，展现了一种独立成熟的气质。而元代被蒙古民族统治，社会崇尚质朴豪爽的风气。因此，元代女性美中渗入了雄豪阳刚的特质。在《曲江池》中，李亚仙就表现出了敢爱敢恨，大胆直接的个性。到了明代，理学一统天下，提倡教化，《绣襦记》中的李亚仙于是被刻画得被动沉静，恪守礼仪，表现了与前两者完全不同的风格。

　　二、同居缠绵

　　《李娃传》中李娃与郑生定情之时，郑生真诚的向李娃表白：“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而娃答曰：“我心亦如之。”好一句“我心亦如之”。表面看似乎是李娃对郑生爱情坚定的回应，但两人相处时不过就是“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以至于郑生最后“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文中亦并无一处展现李娃对郑生特有的关心、体贴与爱恋。可见即便是在同居之时，李娃仍是以骗取郑生钱财为目的。有人提出下文有“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的描述，这不正是李娃爱郑生的表现吗?其实不尽然。便面上看李娃似乎沉浸爱河，但这是为下文李娃施行“倒宅计”所设的伏笔。

　　倘若不是如此表现，又何以骗过郑生呢?对于久贯风月的李娃来说，逢场作戏是手到拈来。李娃是冷静的，她不会轻易地被自己的感情左右。

　　《曲江池》并没有对两人的同居生活展开描述，只是在郑元和提出要在“亚仙姐姐家使一把钞”的时候，李亚仙预先对郑元和作了提醒。“则俺母亲有些利害，不当稳便。”“[金盏儿]他见兔儿飏鹰鹯，啃羊骨不嫌羶。常则是肉吊窗放下遮他面，动不动便抓钱。”待得郑元和要置办个宴席，李亚仙又说“咱既然结姻缘，又何须置酒张筵?”在此可见，李亚先重情轻利，已是处处在为郑元和着想了。

　　《绣襦记》中，这一情节铺展的相当细致，我们可以从几处地方来看李、郑两人的感情。在郑元和与乐道德的交谈中得知，李亚仙为着郑元和与鸨母赌气寻死，要与郑元和私奔，还要嫁于郑元和。(十一出《面讽背逋》 )在李亚仙与贾二妈的谈话中，李亚仙评价郑元和是“读书的老实人”，当贾二妈教唆李亚先趁着欢好之际多骗些钱财时，李亚仙的回答却是“他是个志诚君子，与别人不同”，并当即表示“这事不是我行的，眼前出于无奈，要顾终身事业”。(第十三出《姨鸨夸机》)在李亚仙与郑元和的私下谈话中，李亚仙表示“愿为侍妾，箕箒日犹操”。两人甚至海誓山盟，愿天长地久，恩爱偕老。李亚仙与郑元和的交往更像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感情真挚，彼此以礼相待。

　　《李娃传》中，李娃在与郑生的交往中，并没有投入多少感情，郑生于李娃而言不过是众多恩客中的一个而已，骗取钱财是其唯一目的。她并没有与郑生天长地久的打算，在感情上保持了她的独立性。而《曲江池》中，虽没有直接描写李亚仙与郑元和的同居生活，但李亚仙在确定了彼此关系后，处处为郑元和着想，对郑元和投入了自己的真情。《绣襦记》则更甚。李亚仙早有从良打算，她全心全意爱着郑元和，在共同生活中尊重自己的爱人，充分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规范。

　　三、设计行骗

　　《李娃传》中，李娃是与鸨母合伙设计骗郑生的，她既是骗局的设计者也是执行者。李娃打着竹林祈嗣的名义将郑生骗至姨宅，文中写道：“娃下车，妪迎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而郑生问：“此姨之私第耶?”李娃却“笑而不答，以他语对。”娃与姨的“相视而笑”表明计划实施顺利。娃与生的“笑而不答”，则有意回避。李娃的两次笑，把她的机谋狡诈表现的淋漓尽致。最终李娃成功的抛弃了郑生。

　　在《曲江池》中，这段情节是被删去的，只在第三折中带了一句“早把倒宅计安排定。”但在第二折中却说“想这虔婆，好是不中，见元和无了钱物，就赶将出去。”这其实是矛盾的。从《李娃传》和《绣襦记》来看，行骗过后俱是踪迹全无，事后郑生(郑元和)既找不到李娃(李亚仙)，李娃(李亚仙)也无心顾及郑生，或完全不晓郑元和消息。而在《曲江池》中郑元和的遭遇其实李亚仙一直是知道的，两人也同处一地。李亚仙能看得到郑元和，自然郑元和也能找得到李亚仙。这里提及“倒宅计”可能只是为了承袭改写的脉络，但事实上不如《李娃传》和《绣襦记》合理。

　　《曲江池》里，李亚仙内心对鸨母是充满恨意的。“[一枝花]俺娘眼上带一对乖，心内隐着十分狠，脸上生那歹斗毛，手内有那握刀纹。狠的来世上绝伦，下死手无分寸。眼又尖手又紧”，“[梁州第七]俺娘呵，则是个吃人脑的风流太岁，剥人皮的娘子丧门。”而通过鸨母的表述：“自从我将郑元和撚了出去，我这女儿为他呵，在家茶不茶，饭不饭，又不肯觅钱。”也能看出李亚仙的反抗意识以及对郑元和的感情专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亚仙非常了解郑元和的一举一动。这里其实也反映了李亚仙正时刻经历着感情的矛盾，处在一种犹豫不决的心理情境中。即到底是忍受内心的痛苦得过且过，还是敢于冲破现实的阻碍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而下文与鸨母的冲突恰好促使了李亚仙做出选择。这种安排从情节上看这也是有独到之处的。

　　《绣糯记》是把“倒宅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来安排的，铺陈渲染，丝丝入扣。当李亚仙得知自己和郑元和都被骗时，悲愤异常。一方面痛责鸨母“好苦。娘，你下得这般狠毒?”“娘，虽则我门户人家，也要顾些仁义，惜些廉耻。何故这等狠毒?天不容地不载呵!”一方面又痛苦于“辜负了生前结下同心带，空落得梦中饮合卺杯。”(第二十出生拆鸳鸯)事后不论李妈如何打骂，李亚仙就是拒不接客。“奴家与郑生誓同生死。一旦被你掇赚，不知存亡，使我忧心悄悄，待死而已。何假倚门献笑，诱人财物?”“坚贞，立志脱风尘。”(二十四出逼娃逢迎)她毫不屈服的举动显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对节操的坚守。

　　从狡猾机智到柔弱贞静，从冷酷无情到忠贞不渝。人物形象的变化力度是非常大的。从三个不同时期人物的表现来看，人物在性格上的独立性逐渐减弱，对男子的依附性逐渐加强;人物的刚性气质逐渐衰退，柔性气质逐渐增加;人物的智谋机变逐渐弱化，伦理德性的成分逐渐增多。这体现了不同时代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同时也明显地看出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遏制、行为规范等方面控制力加强的痕迹。

　　四、救郎助读

　　这一部分情节在《李娃传》中是相当精彩，对李娃形象的塑造也非常重要。

　　大雪天，李娃听到郑生乞食之声，并“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样子，恻隐之心顿起。“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我们相信李娃的感情是真实的，但这并非一定是爱情所致，更多的是一种内疚和忏悔。李娃固然狡猾爱财，但内心的一点仁心善念并未因久历风尘而消失殆尽。在与鸨母讨论该不该救的问题上，李娃一方面表达赎罪之意，一方面又说到“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这是何等的冷静远见。并且当下便自赎其身，“税一隙院”，耐心细致的照顾郑生起居，直至他痊愈。李娃的坚决果断令人动容。待郑生恢复后，李娃更是数年如一日的督促郑生读书。她为郑生规划了科考的整个过程。直至最后郑生功成名就。“其年遇大比……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

　　可以说李娃充当的不仅仅是红袖添香的角色，而是发挥了谋士的作用。

　　《曲江池》中，在救郑元和及赎身这个情节上作了分段处理。当郑元和被他父亲差点打死，奄奄一息的时候，是李亚仙赶过去救了郑生的命。然而李亚仙却又被鸨母拽了回去。等到后面一个雪天，李亚仙终是耐不过对郑元和的牵挂、相思之情，叫赵牛筋把郑元和找来，与他们酒喝。为着怕鸨母知道，她还吩咐赵牛筋：“你且在这里，若那虔婆来时，你咳嗽为号。”当时李亚仙并没有下定决心与郑元和在一起。但没想到鸨母突然到来，从而爆发了直接的冲突。也正是这次冲突李亚仙坚定了与郑元和在一起的决心，最后她为自己赎了身。在对郑生的爱情上，李亚仙是坚定的。然而在是否冲出牢笼，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李亚仙一直是犹豫的。至于陪郑元和读书应考这一情节，《曲江池》并未有过多描述。只是通过第四折郑元和自述李亚先劝学，自己刻苦攻书遂得一举成名。

　　《绣襦记》中，当郑元和唱着“莲花落”乞讨时，被丫鬟银筝听到，告诉了李亚仙。李亚仙看着“肌肉尽消”的郑元和，心中大恸。当即解下绣襦，扶郑元和进自己的房间。在鸨母阻止的情况下，李亚仙说了与《李娃传》中同样的话，“困踬若此……祸将及矣。”当下便与鸨母商定赎身的事宜，并立誓“娘若不从，孩儿投金于水，寻个自尽，看你靠谁?”最后鸨母无奈，只得依从。(第三十一出襦护郎寒)

　　虽说《绣襦记》这一情节，乃至对话都与《李娃传》相似。但细思实有不尽相同之处。李娃的那番说辞显现了强大的自信，对未来可能出现危机的深刻洞察。故而说完之后当机立断，马上赎身。而鸨母也未作更多的阻拦，显然对李娃的判断也是深信不疑。这里展现的是李娃智慧和刚强的一面。而李亚仙尽管说的也是同样的话，但体现的却是为救郑元和的情急生智，而后面以死相逼，虽然强化了李亚仙的忠贞坚定，但实际已经弱化了人物的自信和智慧，展现出更多的柔弱和无奈。

　　在李亚仙陪郑元和读书的情节中。李亚仙虽没有李娃的谋士风采，但深夜边做针线边督促郑元和刻苦攻书，“官人，岂不闻古之人悬梁剌股，以志于学。你今懒惰，焉能有成?”。当郑元和看着李亚仙意马心猿时，李亚仙又决然做出了剔目的行动，“我把鸾钗剔损丹凤眼。羞见不肖迍邅。”并说到：“罢罢，我不免自去落发为尼。你若有志读书，做个好人，尙有相见之日。若只如此，我永不见你了。”(第三十三出剔目劝学)她的这种牺牲精神终于使得郑元和清醒过来，学有所成，科考扬名。

　　这三部作品中，《李娃传》和《绣襦记》都对郑生(郑元和)勤学苦读的过程作了丰富而细致的描绘，也对李娃(李亚仙)的作用作了不同的阐释。李娃凭借自己的智慧，让郑生在科场中拔得头筹。李亚仙凭借自己的牺牲精神，让郑元和幡然醒悟，金殿扬名。这都说明唐代和明代士人对科考的重视。尤其是《绣襦记》中增添“剔目”这一血淋淋的情节更是表现了明代科考的残酷性，也说明了有明一代读书人进取的路径日益变窄，已到了血肉相搏的地步了。至于《曲江池》中对读书一笔带过，实为元代科举考试的写照。据史载，元代科举时废时立。元太宗九年举行过一次，其后废而不行将近八十年。至于《曲江池》中李亚仙之所以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是否要赎身与郑元和在一块儿，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元代读书人的地位所致。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让士人身份一落千丈，甚至还不如妓女。三部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的真实。

　　五、圆满婚姻

　　《李娃传》中，当郑生名满天下，赴任为官时，李娃说道：“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某从此去矣。”颇有“事了拂衣去”的侠客气概。最后还是在郑生父亲荥阳公的的主持下“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而娃亦“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封汧国夫人”。李娃内心是否想跟郑生结合，至少文本中并没有直接地描写。反倒是李娃的洒脱、从容却栩栩如生。包括后面李娃的持家以及封诰，作者写来都是透着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息，展现人物的刚性特质。

　　《曲江池》中李亚仙与郑元和自主结合。李亚仙不仅接济了受穷的赵牛筋，还赡养了落难的鸨母，体现了人物善良的性格。最为重要的是李亚仙以寻自尽为手段逼迫郑元和同他父亲相认。“使天下皆称郑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无不归咎于妾，使妾更何颜面可立人间?不若就压衣的裙刀，寻个自尽处罢!”尽管达成了父子和好的结果，但手段仍不脱市井之气。

　　在《绣襦记》中，当郑元和高中之后，李亚仙也有辞婚的说辞“喜登甲第，不枉奴剔目痛言相劝……你如今结媛鼎族。早成姻眷。”这话初看与《李娃传》中颇为相似，但细细体会却又大不同。李亚仙的毕生愿望便是从良，“身虽堕于风尘，而心每悬于霄汉。未知何日得遂从良之愿。”(第四出厌习风尘)况且为着郑元和读书科考甚至不惜自残双目以坚其心，这是何等的牺牲与勇气?如今郑元和高中，这番说辞尽管与李娃相同，但少了份阳刚自信，却多了份柔弱无奈。是一种因为身份上的差距导致自惭形秽的无力感。最后在郑元和的坚持下，又经过了郑父的首肯，明媒正娶了李亚仙。结婚当日，李亚仙被敕封为“汧国夫人”。与李娃不同的是，李娃乃是以其行获封，李亚仙乃是因其节受赏，这一点不可不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娃传》中，郑生与李娃的圆满婚姻，在唐代社会是不被接纳的。唐律对于违背阶级内婚者，有严格法律的制裁，敢以身试法者，自是少数。郑生出身高门，又是刚登科的新贵，岂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明媒正娶李娃呢?作者安排这一情节是要反面揭露唐代崇尚门第婚姻的社会现象，并满足获取世间奇女子的心理幻境和精神的快慰。

　　而在《曲江池》里，郑元和“不告而娶”，李亚仙也没有辞婚的举动，而作为封建家长的郑父居然很高兴“得了一个贤惠的儿媳妇”。这说明元代儒家思想对人的约束力比较松懈，这与蒙元游牧文化的冲击融合有直接的关系。至明代，汉族文化重新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婚姻的缔结又回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见明代社会门第观念复苏。

　　因此《绣襦记》中，作者有意通过塑造从良，守志、贞洁，节烈的人物特质把李亚仙纳入封建节妇的中行列中，从而淡化李亚仙的风尘出身以获得世俗社会的认同。

　　六、结语

　　从《李娃传》、《曲江池》到《绣襦记》的文本改写脉络中，我们发现女性形象逐渐从阳刚的美转变为纤柔的美，由特立独行的成熟智慧之美转变为忠贞守节的伦理道德之美。在封建伦理制度下女性的地位决定了女性的美只存在于男性的价值世界中。而每个时代对于女性审美要求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女性形象。但不管怎样，女性始终无法独立自主的掌控自己命运，她们永远只是男性审美要求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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