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轰轰烈烈创办之期，各种矛盾、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但上级领导还是坚持加速合作化的进程，强迫农民入社，把一切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品收归国有，这极大的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造成农民生活压力过重、国家集体经济即将崩溃的不良后果。作为一个与农民朝夕相处的作家，赵树理对农村的现实是非常了解的，他看到了群众的痛苦和无奈，他懂得农民真实的诉求是什么，他明白那些华而不实的口号、理想是根本无法改变农民窘迫的生活现状，对于政策的偏差和干部的错误行动更是痛心疾首，可是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思想意识和阶级情怀是不允许将自己的怀疑和诘问公开地发表出来，对于这些“疑难杂症”，“文艺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的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法不写也可以”。[1]p508所以在合作化运动后期的创作的一个阶段里，赵树理就通过一种微妙的写作方法来隐秘地传达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看法。

　　写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描写了高级社干部在处理“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农村妇女的问题上而产生的矛盾，主任王聚海坚持按性格用人，要改造坏性格，而作为干部里的新生力量，杨小四、高秀兰、张太和他们则坚持采用贴大字报、开整风会、辩论会等激烈的批斗形式来镇压民众，并最后获得胜利。表面上是在批判像“小腿疼”、“吃不饱”自私、懒惰的生活作风以及干部和稀泥、和事佬的思想，实则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还原农村真实的生活图景，以此来拷问集体劳动的正确性。

　　《“锻炼锻炼”》中最“落后”的两个人物非“小腿疼”和“吃不饱”莫属，所以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评论界的轩然大波。武养在《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中写道：“在作者的笔下，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读者看不到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部分阶层的、落后的、自私到干小偷的懒婆娘。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现实吗?难道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2]p474在武养看来，赵树理对农村妇女的描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是恶意丑化了她们，新农村怎么会出现这些落后、自私而又懒惰的人呢?其实这都是武养从概念出发，觉得这并不像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可是从现实出发，“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几个月吧，你就不会这样提问题了。……一九五五年以前，农村一半还是单干户，合作化到今天，才五年多时间，怎么会没有”小腿疼“、”吃不饱“呢?”在高级社像龙卷风袭击全中国之时，它带来的影响绝不是一时一地的，农民的生活质量逐年下降，劳动的热情也是锐减，在生产资料、生产品都归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农民采取的应对方法就是偷奸耍滑、开小差、偷盗等。“有的人在公家地里干得只要像个样子，能记上工分就行。比如锄草，有一棵草没锄掉，用土一盖就过去了，谁也没有见到，完全能把人哄过去，隔几步埋几棵草是看不出来的;但他在自留地里就绝不会这样干”。[3]p490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农村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像杨小四、王金生那样一心一意扑在国家公共事业上，一心向党的进步青年，以及如龚子元那样老是要破坏合作社的坏分子，在农村才是少有的，而像“小腿疼”、“吃不饱”之类的落后、懒惰妇女在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所体现的恰恰是整个农村集体的声音，他们才代表着更沉默、更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他们的“偷奸耍滑”行为正是对于集体劳动体制的一种非对抗性的正常反应。

　　赵树理在政治的高压下，始终都保持着真实的动力，他所遵循的生活常识与政治理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可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始终关怀农民切身利益的好干部，他只能在不破坏国家方针、政策，不损害社会主义新形象的前提下，隐晦地表现农村艰难的生活状况，重新反思集体劳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在看似宏达叙事的描写中，夹杂着很多隐秘的声音，有一股解构宏达叙事、反思政治强压的隐形叙事暗涌于显性叙事之中，使文本复杂化，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无尽的况味，可以供批评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