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也是民国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传奇女性，寂寞的童年，颠沛的人生，曲折不顺的爱情，铸就了她性格中敏感、孤独、矜持的一面，但也不失倔强和坚强，这让她短暂的生命如飞蛾扑火般悲壮和激烈，映射在字里行间，便有了异于他人的味道。《呼兰河传》是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她在童年的回忆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呈现“儿童思维特征”的幼年的“我”和年仅十二的团圆媳妇，抗衡被封建思想侵染的成年人，以“幼稚”拷问“成熟”。有人指责萧红在国难当头之时，依旧沉浸在童年回忆中，殊不知，萧红从独特的角度，以轻载重，力争完成唤醒民众的使命。

　　一、对漠视生命的嘲讽

　　对于生命，呼兰河城里人们的意识是极为淡薄的，在萧红对其故土的回忆片段里，人来人往尽是漠视生命的村民。看完跳神打鼓的热闹，“家家户户都睡得沉实实的”，被烫昏三次的小团圆媳妇早被人们抛至脑后;埋葬小团圆媳妇回来后，老厨子和有二伯“好像是过年回来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象”，对小团圆媳妇一字未提，“我”问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有二伯说：“人死还不如鸡，一伸腿就算完事”;再说那染缸房里死了人，人们偶尔提起，觉得久得就像多年前的事似得……人们面对受难的生命，面对他人的死亡，或是看热闹，或是不屑于提及，这足以窥见呼兰河城甚至广大中国农民对生命的冷漠和对人生价值的无视。掉进泥坑的瘟猪成了普通的淹猪，吃了便于生命无害了;住在将倒未倒的粉坊里，人们也丝毫没有戒心。生命的意义何在，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或旁人的性命有了便是有了，死了也不足惜。

　　成人对死亡的漠视，与儿童视角下“我”的看法，有了巧合般的重叠，这里的儿童视角，比较有代表的说法是：“借助于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从而使小说呈现原生性和神秘性的儿童经历和体验。”祖母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后花园玩，直到发现“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小觑的大事，但这对于孩童的快乐、无忧不构成星点冲击。“借助于儿童的眼光和口吻，” 死亡成了轻描淡写的一笔，这和成人对死亡的看法竟呈现出完美的一致。儿童还未受人情世故的教育，感情世界还未充沛，心智还未成熟，然而在成年人直面生命的消逝之时，竟和童稚一般无知和幼稚。不同年龄的相同举动，形成了对漠视生命行为强有力的讽刺和批驳，人们感情上的空洞在此种类比中被无限放大，广大人民淡薄的生命意识和人性中的冷漠、麻木在儿童的嘲讽和戏谑下完形毕露，尽管这种嘲讽和戏谑是隐秘的，是暗暗的。

　　二、对逆来顺受的反抗

　　呼兰河的生活似乎风平浪静，却时刻给读者以狂风骤雨将至的压迫和恐惧，这是因为萧红在小说中尖锐地戳破了逆来顺受人生态度的外衣。人们对自身苦难的无动于衷和对于逆境的容忍，让人不禁想到鲁迅笔下“打自己两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的阿Q。不同的是，《呼兰河传》里有人在隐忍地吞下一切苦难，也有人在呐喊、在挣扎。

　　隐忍的是饱经沧桑、携裹封建思想毒瘤的成年人们，他们吃粗菜粗饭，穿破衣，睡在车马人头之中，似乎是过得很苦的，但年年岁岁，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失子后平平静静地活着的王寡妇、住歪房里唱着歌的漏粉工、养猪的、拉磨的、有二伯、冯歪嘴子，全都彰显着无来由的强大生命力，面对外界的挑衅，他们始终缄默不语，就像街上那个残害无数却又无人填补的大泥坑，沉默地包裹起一切。萧红在第四章里写到在晴天里唱《叹五更》的漏粉工，他们感受到温暖却看不见光明，感受到寒凉却无力抵抗。“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人生是苦多乐少，”终究，“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与这种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相抗衡的力量，来自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小团圆媳妇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媳妇，与年龄不相称的高大身材，又黑又长的长辫子，“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这是她对封建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拆解，而她面对婆婆的打骂管教和跳大神驱魔法，更是不断地反抗和挣扎。一旦被婆婆打骂，她便直嚷要回家，即使“打至昏迷，被冷水浇醒”，依旧“嘴硬”，婆婆继而又听信“偏方”，用开水当众给小团圆媳妇洗澡，她在大缸里“好像要逃命似得狂喊。”小团圆媳妇的发声是对封建糟粕思想的驳斥，更是对大众逆来顺受人生哲学的驳斥，这种拒绝沉默的呐喊又是来自年幼的儿童，这使得成年人世界里的寂静无声更显压迫和痛心。这种抵抗，谴责了呼兰河的人民，更谴责了国民无原则隐忍苟活的劣根性，从这里不难看出，萧红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鲁迅的道路，对国民性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批驳。

　　然而，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思考与批驳是熔铸在童年的回忆中的，反抗的力量也是放置在儿童柔弱的身躯之上的，这就根源于萧红的女性视角，让小说的创作在柔弱中显其刚强，弱势群体的反抗、无忧童年里的批判，也随之有了强大的力量。小团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萧红的个人写照，她因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因真诚的爱情而奋不顾身，她孤独、寂寞却时刻流露倔强的眼神。团圆媳妇的影子里，是萧红，也是广大觉醒的群体，在以微弱又掷地有声的呐喊讨伐普罗大众。

　　三、对封建愚昧的戳穿

　　封建糟粕思想根深蒂固地驻扎在这片黑土地上。家人生病要跳大神，而围观者更是“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对于教育，人们依旧抱守错误的认识，直言“孩子一上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团圆媳妇不够老实本分，就该接受婆婆的管教与所谓“下马威”。迷信与愚昧渗透着人们的生活，无孔不入。呼兰河城的人民也映照着广大中国百姓的身影，他们观照大千世界的眼神笼上了一层封建的雾气、看不清也醒不来。

　　拨开迷雾，戳穿窗纸的，依然是儿童视角下的“我”。孩童正因未经封建思想的毒害，未受世俗的局限，往往能一眼看穿，一语道破。众人蜂拥围观老胡家新来的团圆媳妇，“我”见了，“只觉是个姑娘，不是什么媳妇”。他人又纷纷指责团圆媳妇太大方，“不像团圆媳妇”，“我”只隐隐觉得“怪好的”。老厨子听信传言，确定辫子掉了的团圆媳妇是小妖怪，“我”反驳他：鞭子是被剪掉的，没有什么妖怪。每当大人们彰显他们的愚昧思想之时，“我”总是直言真相，两相对照，幼童仿佛成了成年人的引路人，三言两语，为他们指点迷津。以真实和聪慧反观愚昧，更显国民精神的严重缺陷，这种表达方式，与阿来笔下的《尘埃落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阿来以所谓“傻子二儿子”的视角览视家族的兴衰和土司制度的沦落，萧红亦让年幼的“我”承担批驳的使命。

　　四、结语

　　稚嫩的轻传递深沉的重，童真里饱含深刻，温馨回忆里填满落后无知的身影，儿童叩响成年世界的大门，萧红便在此种矛盾和对比中完成她的使命，写满她的忧心忡忡。在这曲“凄婉童谣”里，批判固然不是唯一的主题，但萧红在两相对照中传递个人思索的独特魅力不该被忽视，她的民族责任意识和担当更不该因饱受争议的传奇人生而覆盖、湮没，《呼兰河传》在以轻载重，萧红亦在用笔墨承载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