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有“杂诗”的类目，收诗93首，其中31首题为《杂诗》，62首另有诗题，如曹植《朔风诗》、陆机《园葵诗》、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谢朓《始出尚书省》等。《文选》所立“杂诗”类目，究竟有何含义，所收诸家《杂诗》究竟出于作者自拟还是编者代造，杂诗是编集时的权宜之计还是具有相同取向的一种诗体?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窃以为，只在选学范围内研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文选》是出于精心编纂还是仓促成书，本身就充满争议，“杂诗”的性质，需要放在古代诗集编辑的背景下才有望讨论清楚。

　　先说诗集编辑之前的杂诗卷子。

　　日僧圆仁编于承和十四年(847)的《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和《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分别著录《杂诗一帖》和《杂诗一卷》，作者、编者均不详。日僧圆珍编于唐大中八年(854)的《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著录有：

　　《舜帝峰》为首杂诗一卷;

　　诗集一卷，七十二首，《题李山人所居》为初;

　　杂诗一卷，册子，七十八首，《寄娄渠牟》为初;

　　杂句一卷，一百二首，《送刘大皂》为初。

　　旧诗一卷，《题仙坛》为初，总三十首。

　　这些杂诗卷子，不是具有一定体例的诗集，而是抄写在卷轴上的一组诗篇，并非一人所作，也没有统一的题目或主题。圆仁在编目时只说《杂诗一帖》和《杂诗一卷》，因为在他所编两种书目中，都各只有一种抄诗的卷子或帖册。而在圆珍所编书目中，抄诗的卷子不只一种，作为区分，圆珍需要写明某一卷子展读时所看到的第一首诗，他的用语是“为首”或“为初”。这些杂诗卷子，当然不会在卷首题上“杂诗”二字，而只是编目时出于著录需要而赋予的名称。至于有些卷子称为杂诗，有些则称为诗集、杂句、旧诗，原因不得而知，然而称呼不一正说明杂诗只是一种随意的称呼，并非定名。

　　这种情况在书史上尤为常见。例如元人鲜于枢书《王安石杂诗卷》，包含王安石《题侍郎山水图》、《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示元度》、《奉酬约之见招》诸首。卷末鲜于枢跋曰：“右荆公杂诗。至元辛卯二月八日过君锡真味堂，出纸命书，遂为尽此。”这里的“杂诗”，是鲜于枢对所书王安石四诗的统称。鲜于枢又有《唐人杂诗卷》、《唐人杂诗册》，其他书家传世的杂诗卷子还有很多。

　　以“杂诗”来统称一组诗篇的惯例，一直沿续至今。例如敦煌卷子保存不少零篇残什，不署作者，或者不是出于一手，脱佚题目，或者没有统一的主题，对于这些零杂的诗篇，现代学者也以“杂诗”命名，如伯3000《阙题杂诗丛钞》十二首，伯3353《五言杂诗丛钞》四首，斯5648《杂诗丛钞》十一首。

　　再说编定行世的诗集中的杂诗卷。这里以唐人别集为例：

　　宋刊小字本《骆宾王文集》卷二至五，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明嘉靖刊本《张说之文集》卷二至七、九，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蜀刊本《王摩诘文集》卷五、六、九，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刘梦得文集》外集卷五，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三、五、六、七、十，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张承吉集》卷一、二、十，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蜀刊本《张文昌文集》卷一至四，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钞本《丁卯集》二卷，卷上总题“七言杂诗”，卷下总题“五言杂诗”。

　　宋刊本《杜荀鹤文集》卷一至三，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这些唐人别集在编辑上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即其中若干卷诗都在卷首总题为“杂诗”，而卷中所收篇章都各有具体的诗题，体式上则是古近体杂罗不分。唐以后别集编辑的常见体例，有编年、分体和分类等，都是具有一定体例的编辑方式，也有将作者生前自定的各种单行小集汇合的方式，如杨万里一地一集，传世的《诚斋集》就是各小集的汇刊。这里所举诸种唐集，显然没有一定的体例，编辑时只是将搜罗到手的诗篇汇总成集，每卷卷首总题为“杂诗”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编者将搜集到的各种杂诗卷子汇合成编，稍加整饬，却没有进一步依照某种体例重加编排。因此，这些唐集中的杂诗卷，想必是简率的编辑中留下的痕迹。

　　另外，《隋书·经籍志》著录江邃《杂诗》七十九卷，刘和注《杂诗》二十卷，《二晋杂诗》二十卷，谢灵运《杂诗钞》十卷。这些以“杂诗”为题的总集，大概也是出于简率的编辑，没有明确的编纂宗旨，也没有一定的编次体例，只是将若干不同来源的杂诗卷子汇合成编。

　　后说编定行世的诗集中的“杂诗”题。

　　以《文选》为例。《文选》卷二十九曹丕《杂诗二首》，李善注：“集云《枹中作》。下篇云《于黎阳作》。”卷三十陶渊明《杂诗二首》，在陶集中，是《饮酒二十首》中的两首。这是有本集可证的两例，两例都表明《杂诗》的题目出于编者萧统之手。《文选》中的其他《杂诗》，没有本集可证，不过旧题唐王昌龄《诗格》卷二说：“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意思是说，这些诗篇原有题目，因失题而暂且题作“杂诗”。“杂诗”的题目未必都是出于《文选》编者，如西晋张翰《杂诗》，在刘勰《文心雕龙》卷八引作“季鹰杂诗”，可见刘勰所见已题作“杂诗”。

　　在诗集编辑中，遇到诗题脱佚的无题诗时，“杂诗”就成为编者可资运用的手段。这或许可以解释一种现象：在古代诗歌流传中，脱去诗题的作品经常题作“无题”，而在流传中残佚严重的先唐诗歌，诗题脱佚的情况随处可见，却并没有题作“无题”的作品。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先唐时期的“杂诗”已经具有后世“无题”的编辑功能，既有“杂诗”，何必再有“无题”。

　　以上三方面的资料，大概可以证明，杂诗是古代诗集编辑中的一种手段。在进入诗集之前，一组抄写在卷子或册页上的诗篇，如果需要有一个名称(如编纂书目时)，可用“杂诗”来指称;在进入诗集之后，如果没有依照某种体例重作编排，就可能保持资料来源的大致原貌，将若干杂诗卷子(或册页)汇合成集;在编定诗集时，如果所收诗篇原本无题或脱佚诗题，编者出于编辑的需要，可以赋予“杂诗”的题目。　以上所举文献及讨论的问题，都是从编者(作者之外)的方面考虑，下面接着讨论作者所使用的“杂诗”，此时的作者实际上也经常处于编者的位置。

　　元稹《进诗状》：“臣某杂诗十卷……自古风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朋友戏投，或以悲欢自遣。”

　　元稹所进呈的杂诗十卷，只粗略区分成古体(“自古风至古今乐府”)和近体(“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两类，尚未编定成集，也没有拟定集名，因此权且称之为杂诗。元稹还在另一场合使用“杂诗”一词，《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后辈好伪作予诗，传流诸外。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篇，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在寄给白居易的诗简中，元稹没有指明两首伪诗的题目，想必是不愿多费笔墨，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用“杂诗”一词带过。

　　在元稹那里，“杂诗”可以用来指称几卷诗，也可以用来指称几首诗，这种用语的习惯在唐宋以后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在唐代士人行卷以及唐宋以后友人投赠中，杂诗卷子是经常出现的类型。略举数例：

　　唐杜牧《上宣州崔大夫书》：“今谨录杂诗一卷献上。”(《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樊川文集》卷十三)

　　唐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杂诗五首，谨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清光绪刻《常州先哲遗书》本《萧茂挺集》)

　　宋刘攽《为人以文章与知己书》：“谨录古律杂诗若干首，拜献左右，伏惟少加材择。”(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彭城集》卷二十三)

　　宋吕南公《复傅济道书》：“所示古律体杂诗一轴，辞致良佳。”(《四库全书》本《灌园集》卷十二)

　　作者自己书写近作或代表作，形制通常是卷轴，用以投谒主司和名流或寄赠友人。这些书写在同一卷子中的诗篇，显然是临时的组合，并非传诸后世的诗集的形态，“杂诗”在这里显然也是一个临时的指称。至于作者在自定诗集时，想必不太可能采用“杂诗”这种临时的指称。

　　从以上举证可知，“杂诗”在宋以前基本上是一种编辑的手段和临时的指称，不具有诗学的意义，不成为一种诗体，也不指向某种特定的风格。《文选》设置“杂诗”类目，想必也是出于编辑的需要，将一些不好分类的诗作权且归入“杂诗”中。在历代总集中，《文选》的“杂诗”类既无前例可依，也没有得到后世的沿用，显然不是精心设计的类目。严格地说，“杂诗”不是正式的分类，而是编者的权宜之计。

　　杂诗被赋予诗学的意义，大概源于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九王粲《杂诗》题下李善注曰：“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此处的解释并不合事实，并且显然与曹丕《杂诗二首》注引本集之间存在矛盾。不过李善注影响深远，后来者多接受李善的解释，误以为《杂诗》的题目出于作者自定，进而探究作者命题的用意。后来者效仿选诗的风格，将所作自题为《杂诗》，《杂诗》由此开始具有诗学的意义，多被看成感兴式的自我抒情，私人化的独语和思索。《杂诗》从一种编辑手段到一种具有特定风格的诗题，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

　　陶渊明集中有《杂诗十二首》，杜甫集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陶集、杜集都不能确定是否出于作者自定，因此这两组诗的题目是否作者自拟，也不能确定。不过后世作者确实经常将一时一地所作的组诗，命名为《某某杂诗》。例如明人杨一清有《茅山杂诗卷》手迹传世，凡诗六首，卷末跋曰：“往年诸作皆一时偶兴，石溪乃标之卷轴，且请乔白岩题其首。今以示予，复请书茅山杂诗。”在编定行世的诗集，这样命题的组诗很常见，例如宋人曹勋《松隐文集》中有《游庐山途中杂诗》三首、《台城杂诗》七首，刘弇《龙云集》中有《莆田杂诗二十首》。诗题中“杂诗”二字的性质，杨一清跋语中清楚地点明是“偶兴”。

　　最后顺便说到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杂诗”问题。检寻这部先唐诗总集，可以看出“杂诗”的分布规律：先秦两汉未见，刘宋以后寥寥，“杂诗”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这种现象需要解释，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文献流传的偶然因素。窃以为这种现象与别集的形成过程有关。先秦两汉还没有形成别集的体制，那时的歌辞、谣谚和徒诗大多原本就无题，并且都依赖于史籍的记载而传存下来，后世总集编者(如明人冯惟讷)多依史辞而代造题目，因此没有出现“杂诗”的可能;刘宋以后，诗篇都有题目，作者大多自编集子，不必劳驾他人或后人裒辑，因此，由于失题而需要编者权且冠以“杂诗”的机会就大大减少;而在魏晋时期，别集初兴，很少由作者自编，多由后来者搜亡存逸，编定成集，其间因无题或失题而需要编者代造诗题的现象就很普遍，“杂诗”承担这种编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