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思妇题材，始于《诗经·卫风·伯兮》，其后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得到长足发展，《乐府诗集》、《玉台新咏》等乐府诗总集保存了许多思妇诗。乐府《昔昔盐》是其中的典范，此曲的根源最晚可以追溯到沈约《夜夜曲》，后续之作最具规模气象的，莫过于唐赵嘏《昔昔盐》二十首，中间的标志性作品则是薛道衡的《昔昔盐》。这一头一中一尾三诗，都有标志性意义，本文即拟以薛诗为中心，论述此曲的来源、演变，顺便谈及古乐府的类群化和经典化问题，期望引起学界的注意，对这一问题做后续的研究。

　　一、 《昔昔盐》的得名和含义

　　张炎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选曲名，然后命意。”(《山中白云词》附录《乐府指迷》)其实不仅作慢词如此，乐府诗亦然。我们研究《昔昔盐》，同样需要从题目着手。薛道衡的名作《昔昔盐》，艺术性之高，世所公认，至其含义和来源，则前人有不同看法。杨慎、吴旦生谓“昔”为“夕”，“昔”即“夜”，梁乐府《夜夜曲》正是基于这一意义而取名《昔昔盐》。元人耶律铸谓“昔”为“析”。清张德瀛《词徽》以为“昔昔”乃隋宫美人名。任半塘《唐声诗》也认为：“惜惜与人名乃愈近。”以上是说“昔昔”，再看“盐”。盐之所指为何，论者亦多。徐锴、杨慎谓盐为“掺”。洪迈谓盐为歌诗“吟、行、曲、引”之类，柳如是、陈寅恪亦赞同此种说法。沈括、吴曾等谓“盐”为“炎”，《昔昔盐》与《黄帝炎》、《曲炎》、《突厥盐》、《疏勒盐》、《鸧鸽盐》、《野鹊盐》、《神雀盐》、《阿鹊盐》等同类，乃隋唐舞曲，西域音乐。明方以智谓盐为“艳” 之转声，并与“胤”、“引”相通。以上诸说，所见不同，但又不无相通之处。综合考察，似可认为，《昔昔盐》即梁乐府《夜夜曲》在北朝、隋唐的翻版。昔与夕，艳与盐，读音既相通，意义也可转借，夜夜——夕夕——昔昔，艳变成盐，正反映了古人作诗字无定写，多取谐音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南曲入北以后的读写变化。

　　那么为何薛道衡要改《夜夜曲》为《昔昔盐》呢?究其原因，还在于他的北朝生活经历。薛氏生于北齐，历仕周隋，一直在关中、河东生活，这里多有游牧民族内迁，与汉族通婚，当地部分外来居民所操的语言还不是纯正的汉族话，而是多杂胡音，将《夜夜曲》中的“夜夜”转写为“昔昔”，“艳”转读为“盐”，即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夜夜曲》改名《昔昔盐》，反映了北朝特别是关陇文化对南朝诗歌的接受，是南曲入北以后当地化的必然结果。根据张《朝野佥载》等书记载，周隋唐初关陇一带人士，习惯上称呼“曲”为“盐”，其中“盐”字为当时人士所持的突厥方言。薛氏是河东人，这里从漠北迁入的突厥部落较多，当地居民讲突厥话的较多，为了适合当地读者的口味，而有意将《夜夜曲》改名《昔昔盐》，虽然名字“不类中国”，但有北朝胡夷里巷杂曲风味，自不可废。

　　二、 《昔昔盐》对隋前思妇主题的整合和提升

　　乐府诗题目众多，看上去五花八门，来源各异，不好把握，实则有规律可寻。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乐府诗创作有群落化的特点，题意、制作都是以相近主题为中心来模拟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同类题材的创作群落。经由宋人郭茂倩、郑樵等整理，将这些作品汇为一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根据郑樵《通志·乐略》统计，宫苑方面，即有《魏宫辞》、《玉华宫》、《长信宫》、《连昌宫》等十九曲。 时景题材，计有《阳春歌》、《夜夜曲》、《夜坐吟》、《遥夜吟》等二十五曲，此外还有“都邑三十四曲”、“古调二十四曲、征戍十五曲、游侠二十一曲、行乐十八曲、佳丽四十七曲、别离十八曲、怨思二十五曲……”大大小小，无虑数十类，都是以类相从，同一组题目之间，具有近邻或是姻亲的关系。后续的作品，题目和诗意都是从前行之作中衍生的，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古乐府的类群化。这就与唐代杜甫、元结、顾况、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人的新乐府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唐人创作新乐府，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而主要成于唐前的古乐府，则是有依傍的。《昔昔盐》属于其中的时景题材。它的产生，也是因为同类题材连类而及的乐府诗歌创作原理。《类说》卷五一《乐府解题·夜夜曲》云：“夜夜曲，伤独处也。”可见乐府杂曲歌辞《夜夜曲》是以“伤独处”为中心的思妇题材，其创作当是受了前人同类作品的启发。而薛诗也“无非闺中怀远之意”(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可见也是同类主题。尽管如此，此诗却不是对前人作品的简单重复，而是隋前思妇题材的归结。从《乐府诗集》卷七六收录的杂曲歌辞可知，薛氏此诗是在沈约《夜夜曲》二首的基础上生发的。沈诗云：“北斗阑干去，夜夜心独伤。月辉横射枕，灯光半隐床。”“河汉纵复横，北斗横复直。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孤灯暧不明，寒机晓犹织。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梁简文帝同题作：“霭霭夜中霜，河开向晓光。枕啼尝带粉，身眠不着床。兰膏尽更益，薫炉灭复香。但问愁多少，便知夜短长。” 下面还有唐初佚名及王偃的同题作。上举四人五诗，都是摹写思妇深闺独坐的愁苦，题旨、词意、脉络大体一致，前后相承，很少出新。而薛道衡此诗却不是这样，他以“别荡子”、“守空闺”为主题，生发出十韵二十句，篇幅较之前人要长，内涵也要丰厚。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根据王氏所说来观察薛诗，发现正好符合此点。此诗最显著的特色成就之一，在于意境创造出人意表，新颖美观，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含蓄、优美、形象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要求。较之前人作品更富描写性，情景宛然在目，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开头八句“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将女主人公放置在一个杨柳低垂、春光明媚的环境中。这么处理，就为爱情主题铺垫了很好的情感氛围。蘼芜、芙蓉本来就和女性和情爱有关，而垂柳、金堤也象征男女的难分难舍。在此美景之下，思妇从暗处走到前台。下面说她的日常生活就是“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因为长期独居难耐而愁容满面，“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只能空想爱情，渴望团聚。下面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帏飞”等五联，虽然难免在诗意上蹈袭前人，甚至不无杂凑痕迹，但他以工整的对偶来赋美景，使得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事都聚合到“别荡子”、“守空闺”这一中心话题下，实现了不同情境的美感呈现。而且往往一句一意，画面不断变幻，不是像沈约、简文帝和王偃的诗那样，数句一意，场景不变。这样，作品的意蕴就更丰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乐府诗由于因袭模拟而带来的单调乏味。以上所述，都是此诗高出前人之处，可视为对隋前思妇主题的提升。加之中间还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著名警句，写景细腻精致，造句出人意表，诗篇的艺术性就更上层楼了。　以上是说提升。至于整合，则是因为此诗每句各写一意，对思妇主题作不同角度的铺写，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如果要追查诗歌语言的来源，可以为其中至少十句以上找到不同的源头。比如“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即分别源于汉乐府《陌上桑》和北朝窦滔妻苏氏八百四十字的回文诗，下面的盘龙、彩凤、夜鹊、晨鸡、暗牖、空梁、代北、辽西则源于南朝宫苑诗、拟乐府，等等。除开头结尾两联不对仗外，中间八联全是对仗，对偶句优美的字面下面，隐含着不同的语源。把不同艺术来源的诗句和意思汇为一处，专写一事，就增强了作品的概括性。前人说，薛氏此诗其实并不高明，东南西北，到处乱扯，拼合一处。其实是皮相之论，应该说，这正好反映了此诗的综合性之强。试想，如果不是他每句各写一意，唐代诗人赵嘏也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写得成组诗《昔昔盐》二十首，每篇都以薛氏诗句为题，衍生出更丰富、优美的篇章。这正好反证了此诗的整合度之高。由于各句的来源有异、出发点不同，合在一起就能塑造不同的文学形象，写足了思妇深闺念远的生活和心态。而且偏重于从形象入手，不像前人作品，多为笼统的叙事语言，缺乏可以让读者进入的优美情境，这样就可以做到如司空图所说的“思与境偕”，注情于景，以景托情，自然要胜出前人一筹。薛氏这么做，好比厨师制作名菜，将不同地域来源、不同民间风味的食材聚于一处，加以精心的整合，照样可以制作出五味俱全的名菜，吃起来什么感觉都有。这种做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杜甫、白居易等的新乐府，则属于原始创新，二者各擅胜场，不可偏废。

　　三、 从《昔昔盐》看古乐府的类群化和经典化

　　由对薛道衡《昔昔盐》的讨论，顺便还触及另一话题，那就是乐府诗歌创作的类群化和经典化。仔细对比可知，汉唐乐府不仅每一题目下集中了大量的同题作品，而且还有远祖、近亲和近邻。前面所举的郑樵《通志·乐略》中汇编的多组古乐府诗题目，即是显例。就本文的话题而言，《昔昔盐》的近祖是沈约的《夜夜曲》，远祖是《诗经·卫风·伯兮》和曹魏徐干的《室思》，近亲是南朝古乐府《夜夜曲》、《夜坐吟》、《遥夜吟》。像这样的同类题材的聚合，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发展规律。即一方面，因为因袭模拟，必然会导致诗意的陈陈相因、风格面貌的雷同。累积的作品越多，前定的框架和俗套就越多。这样，就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后人创新的重重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限制创作的不利因素，是“相克”;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框框和俗套也是一种诗歌艺术的探索。不同的人，尝试从不同角度入手来写同一主题，寻求突破，未尝不可以视为文学资源的一种积累。累积的作品多了，后人创作的凭借也就越多，能赋予后人以不同的启示。这样看来，又是相生的。特别是，到了高明作家的手里，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薛氏此诗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他成功地将南朝乐府旧题翻新为北朝版本的《昔昔盐》，里面添加了很多沈约原作所无的新东西，意境之优美、对仗之精工，都超越时流。也正因此，此诗的名气之大，唐前古乐府所罕见。此诗经唐代小说《隋唐嘉话》的宣扬(主要是说隋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只因薛氏写出了“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两句好诗，炀帝自己写不出，为此就心生妒恨，而借故杀害了薛氏)，名气就更大了，而它所依傍的原作沈约《夜夜曲》却极少有人提到，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它是《昔昔盐》的源头。这种强烈的反差表明，此诗的创作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功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薛氏的主观创造。创造的途径，借鉴葛晓音先生《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一文的研究结论，一是“复”，即复述原作的内容，不改变原意，但要努力写细腻，写优美;二是“变”，即往原作里面增加一些新东西，丰富它的艺术容量，提升它的主题思想。的确，古乐府主要靠想象成诗，体性较虚，利于诗人驰骋才笔，自由发挥。主要靠文学传统培育，多写前代旧事和前人生活，不是针对某个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摹写作者心眼中的某一类人，以虚拟情境为主。对于这样的作品，就必须改变习惯的写作套路，写前人未写之意，造前人未到之境，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某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以具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物心态来物态化，使得人人都可以感受得到诗中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乐府诗歌创作的经典化。不但薛道衡如是，李白、王维、李贺等同样如是。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乐府诗歌创作的类群化和经典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没有类群化也就难有经典化。而有了经典化以后，人们也可以深化对前行作品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这是本文所得出的又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