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深顾问、英国资深心理剧专家罗恩·韦纳博士(Dr.RonWiener)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006年至今，我来过中国三次，每次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那就是中国人太乐于寻找标准答案，凡事都想要答案，正确的、神奇的、万能的标准答案，找不到这个答案就很焦虑。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经历、探索、觉察、感受，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2012年11月6日凤凰网)教育体系的标准答案，进入精神领域则形成标准思维。

　　标准化思维，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带有已知性、孤立性、封闭性的内在本质与排他性、唯一性、标准性的外在特征，往往外化为思想统一、舆论一律等形式。

　　历史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国人即以“六经”为标准，圭臬认知，绳墨人生，论人阅世往往从圣贤书中找答案。在刘勰先生看来，“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因此，“子政(刘向)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匡衡)劝学，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六经”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儒之好恶为好恶，成为国人的标准化思维。外在形式不断变化，或为“我注六经”，或为“六经注我”，“六经”这个标准答案没有变，换汤不换药而已。

　　近代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叶，西方还把马克思评为了“千年思想家”。杂文精选www.haiyawenxue.com 但卡尔·马克思本人并不喜欢“标准答案”，也不喜欢别人把他的学说当成“标准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篇就有这样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所批评的不正是以唯一性、排他性为特征的标准思维么?可一个时期中，我们恰恰把这一来自西方的学说高度标准化了，当成了不容批评、不容置疑，只能仰望、只能膜拜的“红色圣经”与“革命经典”。在一些人眼里，马克思几乎成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无所不知的“神人”。其实，这些观点在100多年前，就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与纠正。恩格斯这样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注)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628)马克思在世时就感受到其学说被教条化、庸俗化的现实威胁，他对其女婿保尔·拉法格谈话时郑重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22、35、37卷中，恩格斯就将马克思这一声明至少重复了五遍，因为马克思痛心于“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第37卷，第446页)。

　　建国初期，我国奉行对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以俄为师”、“以俄为尊”，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色调。曾与毛泽东进行过“窑洞对”的黄炎培，有一位著名水利专家的儿子黄万里，他是第一个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学博士的中国人。在规划设计三门峡工程时，迷信苏联专家，崇奉苏联专家，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正是当时的标准思维。只因黄万里匹马单枪反对苏联专家意见，强调尊重自然、尊重专业，而被打成右派。工程竣工后，黄河倒灌、渭水淤塞，危及西安以及给移民和下游带来了严重后患。这一切无不表明，在标准思维面前，理性和真理竟是如此的无奈与无力!(2005年7月14日新华网)此时的黄万里，只能嗟叹“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念黄河》)了。

　　在我党历史上，纠正“标准思维”且成效显著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逐步纠正了“遇到问题怎么办?语录本里找答案”，“一句顶一万句”这类“文革”时期极端标准化思维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论述很精彩：“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马克思、列宁无法为后人提供“标准答案”，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与科技进步，如果后人只想从马列著作中寻找标准答案，那无疑于无能与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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