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的冬天特别难熬，湿冷、喧嚣。

在转角的咖啡厅门口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待走近，眼前这位胖成球的中年油腻男让我一惊：“天哪，陈大力!”

“天哪，陶小西!”他同样错愕!

咖啡馆人满为患，我们找了个遮雨的屋檐，站在那里聊各自的近况。十年前，从报社匆匆一别，我顺利进入电视台成为娱乐节目的编导，而他兜兜转转成了某娱乐网站的段子手。

1

那些在脑海中飞奔的旧时光仿佛是一场有起承转合的电影。

那时候，我是一个真相调查记者，而大力哥是我们组的组长。特别记得他的模样，总是一套宽大的三叶草运动装，加上一顶低垂着帽檐的棒球帽，往那一站就是一个特别的logo，加上长相帅气，很多女孩子暗地里叫他“社草”。

第一次去报社报道，迎接我的就是陈大力。那时，他脖子上挂着相机正准备出门，接过我手里的资料，往里头的办公室探了探，喊道：“师父，你要的人来了!”

那一刻我还以为我被卖了，连忙战战兢兢地问道：“师父是谁?”

陈大力压了压帽檐，低声道：“你师父是我，里面那个是老卢，他是我师父，所以，你要叫他师祖!”

逻辑不太好的我，还在捋这里边的人物关系，白发“师祖”便端着保温杯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扶了扶眼镜，问我：“有写过新闻吗?”

“有写过杂文!”我自以为机智地回答。

“那就是没写过新闻嘛!”

我只好点了点头。

“那你还楞着干什么，快去追他啊!写新闻要去现场，趁热采访趁热写，快快快!”老头儿像一位站在碉堡前发号施令的伟岸的“老排长”，指着陈大力飞奔的方向，分明给我指明了一条“革命道路”，把毫无准备的我吓得一惊一乍地，手忙脚乱地追了出去。

我跑了一个月现场，给年轻的师父拎了一个月的相机包;在办公室练了一个月新闻感，给年老的“师祖”泡了一个月的乌龙茶。革命友谊最珍贵，从此，我对他们“黑转粉”，而他们，也从把我视成路人，转为了视成家人。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以为天赋秉异的我，因为不满意他们的采访大纲开始嚣张地发表不同意见，后来，干脆撇开陈大力大胆地带着相机闯荡“江湖”去了，文章接二连三地上了报，竟然顺利出师了.

如果回忆起那时的时光，我还是有点激动的，那种追求真相的热血与笃定，完全满足了一群初涉媒体圈的年轻人对在荷尔蒙刺激下的“英雄主义情怀”的憧憬和追求，让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记者为荣。

2

但老卢坚决反对我们在报社上演“英雄主义”，他认为记者只是记录者，过于悯天怜人，肯定会忽略客观事实，客观、冷静、深入，才是我们的应有的态度。那时年轻，并没有像现在这般理解透彻，但我知道，“师祖”老卢一定是个高人。 那一年，潜心跑现场，毙掉的稿子堆成山，但也出了不少好作品。在新闻的舆论监督下，整顿了不少早餐店、熟食加工厂和黑煤窑。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报社领导更喜欢那些写得了软文，上得了厅堂，喝得了白酒，卖得了萌的聪明记者。不管是考核还是福利的发放，我们组永远都是垫底，我们并不清楚也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裂变，直到报社开始大规模地裁人，“真相调查”栏目也由原来的三天上一篇改成了一周上一篇。陈大力不干了，他一把摘下帽子冲进了领导办公室半天没有出来。从那天起，陈大力开始变得沉默，只有老卢，依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抱着他的保温杯，听着他的相声，偶尔还笑出声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陈大力的一位老乡历尽曲折找到我们，控诉建筑公司老板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两年之久。我们冒着北风上了建筑工地，当时因为天气恶劣，又临近年关，工地基本上都停工了，老板自然不见踪影，我站在那儿六神无主，陈大力蹲下来和唯一一位在岗的电焊工拉家常，居然打听出了老板的行踪。最后，根据老乡提供的车牌号，我们在附近的一家茶馆里找到了那位老板。他见“来者不善”，借口上厕所准备溜之大吉，陈大力眼疾手快报了警，在一位警察朋友的协调下，老板全盘承认了事实，并答应年前想办法给那30多位农民工结工资。但一天后，这厮却彻底失踪了，我和陈大力根据老乡提供的确凿的证据，连夜赶出来一篇稿子，准备趁热发了，好让他现身兑现承诺。

第二天，我们还没走进办公室，就远远地看见主编坐在那里。才进门，他便站起来询问前晚编撰的那篇稿件的情况，并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下了一道“圣旨”——不许发，因为有人打了招呼了。

陈大力向来对抗“圣旨”惯了，自然是不答应。主编气得满脸通红，这时，老卢放下保温杯走了过来。

他打了下陈大力的头尖，咬牙切齿地说道：“臭小子，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地说?你告诉我们，这篇稿子是不是非发不可?”

“非发不可!”陈大力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你告诉主编，你一定要上这篇稿子，出了事你担责!”

“主编，这篇稿子必须上，出了事我担责!”陈大力提高了分贝。

老卢拍了拍主编的肩膀说：“你听见了吧?”

大家都知道，整个报社能让主编卖面子的唯有老卢了。稿子是发了，据说发稿后那建筑公司拖欠的工资马上给结了，陈大力突然振奋了起来。那晚他请吃饭，席间老卢问我们：“你们未必不知道这篇稿子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最后担责的是谁?”

“主编!”陈大力闷头喝了一口酒。

“知道就好!”老卢放下筷子意味深长地说：“他被人喊去喝茶了!”

陈大力又闷了一口酒说：“我说过我会承担责任的!”

“轮不到你，臭小子，是我做主发的稿，这些年，什么世面没见过，但你们不一样，还是要有点锋芒，有点坚持，不然跟我们这种老屁股有什么区别?”老卢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那一年，房地产火爆，物价飞奔，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争分夺秒地为自己创造着幸福生活，汹涌的世界貌似变得越来越和谐，而我和陈大力，却心无旁骛地穿梭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第一现场，不仅要和当事人斗智斗勇，还要和本单位的各种关系周旋。荣誉感这种东西开始变得虚无缥缈，逼得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扔掉它，我们开始察觉到它是累赘，是不自量力的自以为荣。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老卢执意保护着我们的锋芒，任由我们长出犄角，又任我们在汹涌的世事中磨平，他说他希望我们成为那个平凡却不平庸的人。

3

第二年春天，报社已经发不出工资来，撤销了“真相调查组”，所有的编辑记者被推入了市场的洪流中，我和陈大力被分到房产栏目。老卢依然是我们的老大，在僧多粥少的境况里，他主动放弃了参与任何绩效类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他是因为编制而在岗。那一年，他除了喝茶听相声，又主动揽了一份差事，帮我们审核会务稿件中涉及到的领导姓名和头衔，并确保先后顺序排列不出错。

特别记得那年夏天，一位大客户豪气地要请全报社的同事吃饭，并指名要我和陈大力作陪。我们正纳闷着承蒙了哪位大人物的厚爱。一推开包厢的门便惊呆了，那位坐在主宾席上的人正是我们之前曝光过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公司老板，那时，他已经升级为某著名房地产公司的股东。

对方见到我们倒也毫无怨气。席间，他给每个人都倒满了酒，可恰巧那天陈大力胃出血不能喝酒。那老板顿时像猫逮着了耗子，不依不饶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新时代礼仪，再从甲方乙方谈到所谓的“兄弟情谊”，出口成章的劝酒词麻溜得都可以编成歌了。最后，陈大力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得摆手说：“除了酒，除了有毒的东西，我喝什么都可以!”

那老板闪动着贼溜的小眼儿，瞬间叫来服务员，对她神秘地耳语了几句。

接着，服务员端上来一个瓷杯，老板贼笑地端过来递给陈大力说：“好兄弟，当着大家的面先喝一口!”

陈大力只想尽快卖了这个面子，爽快地端过来喝了一口，立即跳着吐了出来!

原来是开水。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只见老卢“腾”地站了起来，把满满地一杯酒泼向那个正笑得狰狞的老板：“笑你大爷笑，口口声声说礼尚往来，你倒是也喝一杯啊，烫死你这狗日的驴!”

我们三个人推门而出。 二十的岁的我，三十岁的陈大力，快六十岁的老卢，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一位三十而立的中青年，一位退居三线的老头儿，三个人走在那个夏天喧嚣的热浪里，那种交织着失望和无奈的沉默，每往前走一步都像是在离媒体圈远一步。

那些年，不计得失地去捕捉一些东西让它曝光，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可以神清气爽地吃下一碗干净的早餐开始他们的工作;只是想让那些校车更规范一点，载着那些年轻夫妻唯一的孩子安全抵达;只是想拖欠工资的现象能少一点再少一点，让那些为了生计背井离乡的人们能有钱回家过年;只是想人心再亮一点，温暖和安全感再多一点。但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宿命，一直关心别人，然而自己的工资却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再者听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多了人的冷眼，心总会悲凉，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去寻找新的出口。

那年秋天，陈大力走了，他说他绝对不会回头，一个月后，我也站在门口和老卢挥手告别，他意味深长地说：“无冕之王本就没有冕，别想多了!”我们都笑了，那一刻，我似乎有些释然。但我明白老卢的笑，那种不易解读的云淡风轻暗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妥协与自嘲，我突然明白，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始终能找到自己的初心。

十年后的今天，新媒体已经“扫荡”了这个新信息时代，中国的网民高达7亿有余，铺天盖地的信息涌进移动终端，像菜市场卖菜一样可以任由人们选择，让人欣喜的是，它比菜价更便宜，甚至大部分免费。然而，我们却发现，在“人人皆自媒体”的时代，真相反而来得更慢，大的新闻事件往往要历经“传谣”与“辟谣”的发酵，甚至要历经擅自站队的网民的互撕互怼后才拨开云雾见青天。

现场没有记者，真相便会缺席，在满是“噱头”的世界里，有那么一部分人，原来是站在记者的队伍里的，然而，他们为什么都走了?总觉得这个社会一定是好的，但时光始终在那个理想尚存的青春年代欠我们一个笃定的答案，让我们铆足了劲积攒起来的单纯的使命感长时间无处安放，以至于我们总是心有不甘，在往后的日子里小心翼翼地去寻找着，证实着。

或许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记得老卢说过：“无冕之王本就没有冕，别想了!”

世事变迁，时光荏苒，记忆犹存。我相信那些不再奔赴现场的人，内心从不喧嚣，初心，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