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县大院，当时的那些“县太爷”，如今已垂垂老矣，有的甚至已呜呼哀哉了。眼下，他们的子女都挑起了“大梁”，官大的已至县处级，不咋样的也是本邑的副镇长。没见过多大世面的我，眼中的“官二代”也就是尔等了。

　　聊聊我眼中的“官一代”——今日那些“官二代”的父辈，并不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

　　多出身草根。当年的那些“官一代”，来源于多个渠道。一是“文革”前的大学生。1983年中央提出“干部知识化”时，这些人已在基层滚打一二十年了，赶上了末班车，于是很顺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了“县太爷”。这些老牌大学生多来自普通之家，也有的来自地富家庭乃至本人曾当过“右派”。二是当年从贫下中农里挑选出的“佼佼者”，比如“学毛著积极分子”“优秀生产队长”“铁姑娘队”等等。这些人身上有较浓的泥土味但多没有学历，不过后来“与时俱进”都弄了张文凭，摇身一变也“知识化”了，从而进了班子。三是“工农兵大学生”和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大学生。这些人生逢其时，走出校门不久便做了官。他们的出身多很卑微，“高考”前最体面的职业，恐怕就是民办教师了。总之，“官一代”的父辈不是“李刚”，他们没有什么靠山，之所以能成为“县太爷”，与八十年代公平选人的环境关系很大。

　　为儿女经营的意识很强。当这些人官帽加额、手掌权力时，有的便开始经营自己妻儿的前程了。第一步是“农转非”，很多家庭的户口本就是那个时候由绿变红的。这事在当时可谓“鱼跳龙门”。第二步是安排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官二代”进的多是商业、供销、物资部门;市场经济来了，则都一股脑儿涌进了“公检法”和财税、人事、监察等部门，以后又开始往组织部、共青团系统里钻，好占领做官的“制高点”。第三步是谋求官帽。在一个县，凭借“好大一棵树”的庇荫，一家族人中有五六个科级官员以至形成权力“互联网”的，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官一代”的官职是“官二代”的参照。某县曾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两位“官二代”甲与乙同时提拔的副科级，两年后乙超越甲成了正科，任某局的“一把手”。而恰恰甲的老爹比乙的老爹资格老，于是，甲的老爹便去找“管官的官”理论，说乙凭什么超过甲?我当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时，乙他爹才是个乡党委书记。这一闹还真管用，为了平衡，不久甲也成了正科。通常讲，昔日的书记、县长的公子千金，若于本县内高于昔日的副县级的子女，大家都会认为“理所当然”，反之就有些不合“情理”了。

　　上述“官一代”的所为说明了什么?其一，脑子里有着浓厚的封建遗存。他们活在当代，之前也很普通，既非天才，也非功臣，更没有王侯之尊。但是，在其灵魂深处，仍存世袭思想，老爹做官掌权，也得让儿子做官掌权，而且这种思想目前仍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二，自私和特权思想作祟。就像大家挤公交车，当自己没有挤上去的时候，总是痛恨那些靠歪门邪道上去的人，渴望能有一个对人人公平的“挤车规则”。然而，等他们挤上车之后，则立场变了，特别讨厌公平，因为照那样做自己的“鸡犬”就上不了车。于是，便想方设法破坏“规则”、掏空“规则”，使“规则”有名无实，乃至制定新的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上世纪九十年代，有的县就有个“内部规定”，每个县级领导干部，其子女可享受一个副科级指标。以后这个口子越开越大，市级领导的子女都成了县级，县级领导的子女都成了科级，成为了寻常事。

　　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趋利是人的本性。可这样的本性若进了公权领域，就会带来不尽的祸害，必须坚决遏制。但是，出自本性的东西，靠道德的说教是很难奏效的，只能靠铁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能充分体现民意，杜绝某些特权者塞进的私货，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