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晓声与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是老朋友，两人都下过乡，有共同的知青经历，也都从事文学创作，王敏还为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作主题歌词。后来王敏走上从政之路，官至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去年底，梁晓声途经济南，王敏设宴款待。席间王敏对梁晓声不无感慨：“你怎么还如此理想主义?”梁晓声当仁不让：“说理想主义，你比我更甚。看看你的歌词，不是理想主义者写不成那样。”王敏一笑。三天后王敏被中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今年2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梁晓声为此深感痛惜：“如果我们的制度不允许王敏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他或许还是那个理想主义澎湃的诗人，我也许不会失去一位朋友。”他在剖析人性的贪婪和复杂后说：“我昨天和王安亿还在讨论，如果我是市委书记，王安亿的孩子来找我批地，我批不批?肯定批。她的孩子送我一张卡，说是感谢梁叔叔，我会不会收?应该会收。不管里面是几千元还是几千万。”(《报刊文摘》2015-3-18)

　　梁晓声着实坦诚，但他的坦诚却让我心生几许忧虑。连梁晓声这样有成就有见地的作家倘若坐在领导干部的位置上亦会把持不住，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除了制度上的缺陷外我们的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严重问题。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制度并不缺，有的还很细，只是没有很好落实，制度是制度，执行是执行，说归说做归做，所谓的潜规则胜过明规则、代替明规则。这种潜规则的侵淫、蔓延和大行其道，直接导致了见“怪”不怪，是非不分，乃至是非颠倒的不良政治生态。梁晓声之所以觉得假若他当市委书记，好友的孩子找他批地也会批，就是因为此类事项一时一域成为社会常态，别的领导都这样干，他要不这样干会让人不可理解，甚至侧目而视。不正常的行为变为寻常，而按规则和制度办反倒让人感到不正常?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发达国家之所以清廉，就是明规则容不得挑战，谁要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触犯，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意识深入人心，融化到人的细胞和血液中，尤其是“公仆”，更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曾说起多年前一件让他难忘的小事：1993年，山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经贸代表团到新加坡，新方派出政府高级公务员全程陪同。临结束时，新方这位官员因忙于工作已有两个月没与家人团聚，特地从山东代表团举办的展销会上买了一只风筝，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山东代表团的相关负责人闻讯后当即表示，要送他十只风筝。未曾料那位新方官员紧张地连连表示使不得：“我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和慷慨，但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一旦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品就会被开除，并至少在三年内不得录用。”(《中华时报》2003-8-25)

　　我们五六十年代也有着良好的政治生态。聂荣臻的独女聂力五十年代初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有天大雪纷飞，地上积雪半尺厚。聂力像往常一样一早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被聂帅的秘书拦住，要派吉普车送她。聂力害怕地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警卫员趁聂力不备，将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聂力无奈，只得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聂力坚决要求下车，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她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朝学校走去。(《检察日报》2014-7-22)

　　那年代，我相信类似聂力这样的事例不会是个别，而是普遍现象。重要的是那时领导干部的周围人(包括其亲属)不认为自己沾光是应该的和光彩的，生怕产生非议被人看轻。作为当事人，他们会避嫌;作为周围人，也会以平常心相待。但时至今日，特权和特殊化却被许多人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荣耀，当事者大肆炫耀，张扬摆显，周围人心生艳羡，恨铁不成钢，不然怎会有“我爸是李刚”之类的事件和现象?即便是婚外情、小蜜之类拿不上台面的事情，现在有些人竟然也毫不讳言，甚至堂而皇之地在朋友圈中亮相和炫耀。

　　何以如此?梁晓声道出“假若”之忧，并归之于人性的贪婪与制度的缺陷。但若真让他在这个岗位上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不一定如他所言“肯定批”——毕竟现实中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保持了清醒，守住了底线，且权力正日益被关入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