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的小说《北迁季节》于1966年9月至12月在《希瓦尔》文学杂志上连载。小说当即轰动了阿拉伯文坛，并使塔依卜·萨利赫声名鹊起。本文试图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对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的“流浪”之旅进行分析，并以此投射现代人的普遍心理感受。

　　关键词：《北迁季节》 流浪主题 模拟人 拯救

　　苏丹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塔依卜·萨利赫于1966年发表成名作《北迁季节》(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当即轰动阿拉伯文坛并使他声名鹊起。小说讲述了两代被苏丹母国和欧洲新居的两种文化撕裂的非洲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精神流浪。小说《北迁季节》中穆斯塔法的人生际遇充满物理空间的转移、精神世界的漂泊以及无意识形态下的浮游表现。

　　一、在路上：处处有家是无家

　　伊甸园神话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旨意偷吃禁果而被驱逐出乐园。人类开始了失却家园的流浪之旅。美好的万物皆遗落在回不去的家乡。背负着原罪的十字架在尘世苦苦寻找归宿，面临无尽的迷茫和失落，回顾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家园。“漂泊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古已有之，但古人所表达的漂泊体验多是感伤、忧思的羁旅之苦，而现代人的漂泊体验更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的渴望。”[1]

　　穆斯塔法父亲角色的缺失以及母亲面纱下隐藏的神秘与距离感为他创造自由空间。空间自由过多，造成行为没有规则，道路没有方向，形似流浪。小说作者并未将他放逐于社会大潮，他“自由”而糊涂地进入学校，看似稳固的教室成了穆斯塔法开始流浪的地方。学校教授的语言、文学、艺术、算数等等将这个野孩子开化，为他打开世界的大门，促使精神世界的丰满以及身体的漂泊。穆斯塔法在学校的详细经历小说并无过多点缀，而从他一直决心远走他方的行为暗示西方教育给他带来的改变。

　　对于开罗，“我脑海里想象它是体积更大的另一座山，我将在它那儿过上一两夜，然后继续赶路，走向另一个目标”。[2]30去往伦敦的途中，“我想的只是伦敦，这是一座比开罗更大的山头，不知自己会在那里停留多少时辰”，[2]34开罗和伦敦都是穆斯塔法重要的旅居地。在开罗，他第一次触碰欧洲女人即罗宾逊太太的拥抱，呼吸她的气息。在伦敦，他展开猎杀，用自己南国的热流涌向北国女子的冰霜。七年牢狱生涯后，他颠沛流离，“巴黎、哥本哈根、德里、曼谷……从一处到一处，苟延残喘，虚度时光”，[2]88又随尼罗河游荡至他曾经出发的地方。在无名小城隐姓埋名，他依旧边缘化。

　　二、模拟人：找寻与尴尬

　　V.S.奈保尔指出，“我们，新世界模仿者，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迅速接近新世界，带着一切都是腐败的东西”。[3]8当一切“腐败”的文化和传统被摒弃之后，这些模仿者们几乎已经意识不清所属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了。他们成了自己国家文化的异类，成为住在自己国家的外国人;而他们模仿向往的帝国同样不认可他们。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模拟人，丧失了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

　　穆斯塔法要像西方人那样以殖民者、征服者自居，以此对抗他们给母国带来的暴力菌苗。他渴望占有白人女性，娶白人女子为妻。人们称他为“黑皮肤的英国人”，[2]67尽管琼妮·莫里斯面对追求无动于衷，反而打击蔑视穆斯塔法，他仍欲海难填地苦追她三年。穆斯塔法艰难地寻求得到莫里斯的真心，就如他渴望被欧洲文化认同一般。审判期间，穆斯塔法的老师为他辩解，认为他是脑袋里装着西方文明的高尚的人。法院没有接受穆斯塔法求死的意愿而判其七年牢狱。无论他如何变得自主，他的命运依旧被更强大的殖民话语掌握。最终他只是虚妄的化身，“他不过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妄。我求你们判处虚幻极刑”。[2]41

　　漂泊回到尼罗河边的穆斯塔法娶了当地人为妻子，从事当地的劳作，外表的模仿看似天衣无缝，但酒后的英文诗歌背诵泄露天机。霍米·巴巴把模拟人称作是对殖民者的“局部再现”，即局部的、不完整地再现。这个模拟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彻头彻尾的英国人。身为流浪者，他对故土的“久已远去的生疏感”和对移居国“与生俱来的陌生感”让他归属于古怪的矛盾混杂化群体，成为丧失了文化身份仅剩符号的人、文化殖民的牺牲者、模拟殖民者的迷失者。

　　“移民从离开国土的那一刻起，身体和心灵似乎就注定了漂泊，身体得一栖息之地容易，而远离故土文化的那颗心却始终难觅一个专属自己的避风港。”[4]69穆斯塔法是一个自我流放者，如巴巴所言，“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5]

　　三、边缘人：无地自由

　　在伊斯兰文化传统浓厚的小城，他留下一间密室，各式书籍堆满了房间却没有一本是阿拉伯文的著作。走出密室，他扮演着大众角色小心翼翼;走进密室，他畅游于世界文明之间，沉浸在对西方生活的回忆与思考里。进进出出的数载已过，他明白不能昧着良心生活：“我的灵魂和我的血液中有许许多多模糊的东西促使我走向那遥远的地方。这遥远的地方就在我的面前呈现，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了。”[2]85

　　小说最后叙述者“我”陷入了穆斯塔法同样的边缘处境。接受西方文明教育归来的学子面对家乡婚嫁传统的无助、面对政府公务人员贪婪自私的无奈、面对自己情感选择的后悔以及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他选择了同穆斯塔法相近的释放之举。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痛苦让人无处可逃。

　　伊甸园仙境中突出对水的描写：水是乐园的生命，万物离开水便不得生存，无法延续生命。在灼热沙漠里，尼罗河给人一丝清凉，一份湿润。尼罗河水不顾一切地朝北奔流，穆斯塔法随着内心的呼声，投身其中，一路向北。他知道，“我们大家归根到底都是单独旅行的”。[2]37穆斯塔法的身心流浪着，有意识无意识地找寻着。这一路跌跌撞撞，这一程孤孤单单。身在人间没有自由的快活，离开之后灵魂的慰藉依旧无地自由地飘荡。

　　四、结语

　　现代人在复杂纷扰的文化信息交融中生存探索，对强势文化的被动认同造成文化身份危机。无论世界如何一体化，人对自己本根身份的追寻、认同和建构都在继续。《北迁季节》不仅表现了殖民主义对苏丹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性扭曲方面的精神灾难，更是对生长于苏丹、受教育在欧洲的“穆斯塔法”们造成困顿处境。在欧洲中心语境下边缘者的迷茫无措昭示此类流浪者的无地自由处境。这是频繁流动的现代人普遍心理的一种投射，一种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