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劼人的小说在中国文坛逐渐地被重新发现和认可，但其长期被忽视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由作家个性、作品内容、出版发行状况、读者群与影响面、文学作品评定观念、文学史书写模式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李劼人;小说;巴蜀文化;出版;文学史

　　李劼人的小说尽管在遭遇半个多世纪的冷遇后逐渐地被重新发现和认可，近三十余年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李劼人研究的成果也有所增加，但其长期被忽视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就此问题，笔者将从作家个性、作品内容、出版发行状况、读者群与影响面、文学作品评定观念、文学史书写模式等角度对其历史原因加以论述。李劼人一生创作的小说总数超过百篇，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均有涉及。笔者将选择李劼人小说的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这三部长篇小说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必要时也会涉及其他类型的小说。

　　(一)李劼人的个性特征使然

　　首先，由于相对保守的性格和对家乡的眷恋，李劼人留法回国后自主地远离当时的文坛中心，使得其小说的普及面和影响面具有显著地方性，从而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成为“边缘作家”的命运。1935年茅盾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时，仅选了一篇李劼人的小说《编辑室的风波》。但这并非李劼人小说的代表作，只因为它刊登在《文学周报》上而为大众所熟知，而李劼人的其它佳作却因为地域的限制而难入选编者的法眼。

　　其次，自觉地远离党派和文学社团，远离主流意识，致使李劼人的小说在左翼文学兴盛时期难以受到应有的关注。他曾这样明确地表示过：“在政治上，我历来没有过党籍;就连什么社会贤达党，无党无派党，也未做过参加的梦。因而，在弄笔头这方面，也最讨厌门户派别。”

　　此外，李劼人将写作视为生命的源泉而非获取名利的手段，因而对于自己的小说，他不屑自行鼓吹或请朋友代为宣传。他曾表示，“即令不给稿费，我还是要写的，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力的泉源，对于名利二字，我早置之度外。不过有人评介一下，只要谈到痛痒处，也觉得欣然。”

　　(二)小说内容的局限性

　　首先，巴蜀文化的描写和四川方言的使用，既是李劼人小说的鲜明特色，也是部分读者眼里的弊病与障碍。作为一个生于川长于川的作家，李劼人对四川的风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为了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色彩，他在三部长篇小说里不惜用大量笔墨描写近代成都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并将四川方言作为贴近人物和社会生活的表达特色。尽管他将地域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描写视为反映时代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有些读者看来这些是琐碎的无关主旨的描写，并给人一种沉闷之感。由于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李劼人在描写巴蜀风俗方面带有强烈的“写实主义”特征，使其小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繁琐冗长的缺憾。巴蜀文化不仅在无形中使李劼人囿于故土而难以超越地域界限进行具有更多普世价值的文学创作，而且也使得他自身容易被限制在巴蜀作家这一定位上。

　　(三)小说的出版发行状况不佳

　　首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左翼文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书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致使李劼人小说在当时出现销路不畅的情况。在笔者看来，中华书局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而未曾十分重视李劼人小说的内在价值，中华书局的业务重点和优势领域并非小说，加上在推广方面力度不够，这些是当时严重影响李劼人三部长篇小说销路的主要因素。

　　其次，五六十年代由于李劼人修改和重写的小说明显受到写作时间与条件、党组织的评价、工农兵文艺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就作品本身质量而言，新版《大波》很难与旧版《大波》相媲美，另一方面李劼人三部长篇小说当时的发行量很低。李劼人的作品在当时仍被文化主管单位评为“第三等级”，其印数、发行量受到人为限制，远远低于同时期赞颂无产阶级革命和工农兵的文学作品。当时《大波》第三部仅印了三万本，而《红岩》一次就印了三十万本。李劼人的作品印数偏低，在全国各书店也不敷分配。例如《大波》第三部自到成都书店才三天，便已售完。一些亲友，甚至一些外县读者，也常常当面或写信请李劼人帮忙买小说，但他多次无奈地表示自己只管写作，而印刷、发行是属于作家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权利范围。

　　(四)小说的读者群和影响面较小

　　小说的内容、发行区域导致李劼人小说的读者群主要集中于四川及周边地区，且以四川人居多。正如李劼人所说的，“因为我是四川人，写的又是四川大事，大概在四川的四川人(也包括在四川的非四川人)，都喜欢买来看看。”而从另一角度考虑，巴蜀文化的描写和四川方言的运用会影响到外省人对李劼人小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加之其小说主要在四川及周边省份发行，最终导致李劼人小说的读者群及其影响面有明显的地域性。

　　(五)文学作品的评定观念有待更新

　　为了与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相适应，解放后编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王瑶、丁易或刘绶松等人都主要是结合着社会动态和时代热点来评定作品及作家的文学地位。“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时代性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这一倾向在一定的时间里左右了文坛，也决定了文学史的写作尺度。”这种观念对后来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很大，也严重制约着李劼人获得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六)文学史的书写模式单一

　　目前文学史在论及三十年代的小说时普遍采用作家论并结合流派叙述的书写模式。一方面，李劼人在现阶段还难以成为文学史以作家论来叙述的小说家;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文学史将‘左翼’、‘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社会剖析派’)视为三十年代重要的小说流派，但无论哪个文学流派，都很难准确地涵盖李劼人历史小说的艺术追求。”

　　李劼人的小说自问世以来也受到了不少国内外文化名人和学者的好评，但总的来说却仍未摆脱长期被忽视的局面。而这正是由作家个性、作品内容、出版发行状况、读者群与影响面、文学作品评定观念、文学史书写模式等多种因素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共同促成的结果。然而真正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作品及其价值，无疑能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并最终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