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1997年7月1日，那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扬眉吐气、热血沸腾的日子。当英国的米字旗黯然落下，鲜红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上空徐徐升起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一雪百年耻辱的时候。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经济稳定、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美好现实时，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

1982年9月22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9月24日，这是决定香港前途的关键一天。这天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谈一开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先发制人，打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面对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主权牌”，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时间可以定在1997年”。但是邓小平提醒女首相不要误会了，到时“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说，如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主权牌”输了，“铁娘子”开始晓以“厉害”：中国不是很关心香港的繁荣吗?如果中国收回香港，给香港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灾难性影响，这可是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不利啊!

邓小平索性把话说透：即使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又会有多大影响?邓小平承认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他告诉好心的英国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再次显示出他“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法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邓小平又开出谈判的时间表，中国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会谈整整延长了50分钟，其交锋程度之激烈，由此可以推测。

终于，撒切尔夫人出来了，脸色凝重。当她缓步走向大会堂北大门的台阶时，抬头突然望见了台阶右下方的一大群的记者，顿时又绽开了笑脸，扭过头向记者们点头示意。当她走向倒数第二级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使身体失掉了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连手袋都摔倒了一边。

当天下午，当撒切尔夫人向中外记者宣读声明时，尽管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一口气念完了声明：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整个声明实际上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双方都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第二，以后继续谈判。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段联合声明的同时，还附上了一段中国方面的强硬声明：“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复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访英团”和“上京团”

经过了将近10个月的“苦闷期”，中英谈判重新开始。

198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英两国同时宣布，第二阶段的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举行。

英国虽然不再大谈特谈“3个条约有效论”，但对“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卻是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寸步不让，一再强调：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无实际上的治权，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大员们，会议作出了一项赌博性的决定：与中国政府打“经济牌”，对中国施加压力。

“经济牌”未能奏效，英方代表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谈判桌上。于是，从10月19日开始，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5轮会谈。11月中旬和12月上旬，又分别举行了第6轮、第7轮会谈。

在这3轮会谈中，英方无奈何地作出了让步，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却又提出了要在1997年后继续发挥英国的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

中国驳斥了英方的这些说法，不同意1997年后英国在香港扮演任何管理角色。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希望在1984年9月前，能同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会谈又陷入了僵局。于是，香港各界人士又纷纷组织“访英团”和“上京团”，通过各种途径向中英两国领导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访英”还是“上京”，本身就表现了某种倾向性：急急忙忙向伦敦跑的，多半是一些一贯亲英的“高等华人”;而“上京团”的社会阶层就要广泛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随着一个个“上京团”的归来，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对香港未来的担心和疑虑也越来越少。民心的天平，进一步向中国方面倾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再拖下去，对英国更加被动。于是，1984年1月25日，双方开始第8轮会谈。此后，到4月12日，共连续举行了5轮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