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话题，不少人在讨论，但始终没有讨论清楚。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是“人由天生”，恐怕现代人听起来不太认同。

　　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中国人是缺乏信仰的——而且走向了极端，什么都不信。学者徐贲把这种现象纳入了犬儒主义的范畴。他说：“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

　　对什么都不信，那就必然会出现所谓的信任危机、信仰危机，致官方与民众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且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反正怎么做你们都不信，那官方没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也不需要有什么高尚情操，反正费力不讨好。

　　当官方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官方有时候很委屈，觉得民众缺乏理解。其实，民众向来不乏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当他们经历太多失望后，这种个例的累积效应就变成了群体性的不信任倾向。比如，一个个贪官落马，一方面让反腐成绩单变得厚重，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官员的期待不断降低。在落马的贪官中，有些曾经是民众心中的能官、好官，所以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哪些官值得我们相信?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而“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正在悄然侵蚀着民众对法律的点滴信任。

　　这种民众与官方信任的缺乏似乎还容易理解，而民众之间也缺乏信任就不得不让人诧异。现在一个人做好事，有时不仅难以起到道德感召的作用，反而会平空惹来怀疑和指责——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能有人拥有高尚的价值观和善良动机，而把自私自利认作唯一可能的动机。于是，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是鄙视、不相信。还有就是上当受骗的事屡有发生，下意识地会对别人有所提防，缺少信任。

　　其实，这种信任危机并非当下才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郑永年指出，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

　　而现在，地球都成了一个村，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激发人们内心潜在的欲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要靠良善的规则和制度来维持。而当制度失范、公平失守时，人与人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道德良知来建立信任，于是厚黑学大行其道。最终，什么都不相信了，只相信眼前的利益，甚至于利益取得的路径也不重要了——“这有两根金条，你能说出他俩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面对这样的信任危机，官方，以及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通过制度与规则的力量，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共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诚如龙应台所言：“我们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有品格，相信文明不可或缺，相信脚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沉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来覆去、喧哗浮躁的潮流中还是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怎么颠倒都不被腐蚀，譬如责任、品格、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