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不少学者撰文纪念，并陆续搞了一些对话座谈之类的活动。一开始的纪念文字以及谈话什么的，多以正面的介绍和赞扬为主，其中也不乏有益的反思;但渐渐地，反面的批评乃至抨击和诋毁竟越来越多了。有些文章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极力否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还将当今社会的乱象、道德的沦丧，统统归罪于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先行者。此类如同梦呓的滥言，令人匪夷所思。

　　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唯科学’之路”，从此“赛先生”便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致使“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此话不知从何说起。新文化运动伊始，高扬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而且“民主”在前，“科学”在后，何来“唯科学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和滥觞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别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即使追溯到古希腊，“人文”与“科学”也很难分开，哪个科学家不同时是人文学者?同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哪一个又不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的分明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目的是让中国社会从“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中彻底走出来，让每一个国人都争得“‘人’的价格”(鲁迅语)。他们何尝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应该灭亡的”?恰恰是胡适先生率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且无论胡适还是鲁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恐怕远比当今那些“国学大师”高得多!再说了，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离开了理性与逻辑，是无法求真和证伪的。连真伪都分辨不清，又谈何“人文”?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以“文学改良”作为突破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新文学开拓者们，何尝无视“感悟、直觉、情感、信仰”了?“穆姑娘”(morality)从来就没缺席过，只不过在场的已是“新道德”而非“旧道德”了。对这些成就的无视与抹煞，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吧?

　　还有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这恐怕也是在自说自话。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里，“儒表”和“法里”分得开吗?法家原本就是从儒家分化而来的。实际上，在中国的专制集权社会里，儒家就是皇权的卫道士，法家就是皇权的打手，二者缺一不可。孔子杀少正卯，且“尸于朝三日”，既是法家学说的一条“来龙”，又开了无法无天暴政的“去脉”。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王法”，与“宪法”乃是完全相悖的，毫不搭界。“霸道”也好，“王道”也好，也与宪政没有丝毫的关联。民众之所以畏惧朝廷律法，乃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法治，不懂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难道不都是拜儒家的愚民所赐?在如何愚弄黎民百姓上，儒家、法家乃至道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而相比之下，儒家学说的欺骗性似乎更大一些。因此，在对民众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上，再没有比儒家更适宜“大一统”的了。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要把蒙昧的民众唤醒，把儒家认作“真正的敌人”，实乃顺理成章之事，怎么能说是“没认清”呢?国民的思想解放了，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了，执政者还能无法无天么?我们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应该说是颇为恰当的，只是这“启蒙”之路走得太艰难，整整100年了，至今仍然还在路上。那些信口开河的专家教授，大概依然活在混沌之中，但无论其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为利益所驱动，以帮闲的身份继续愚弄民众，就是一件愚蠢之举了。

　　至于有学者将启蒙说成“是一把双刃剑”，认为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此话貌似有理，也似乎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的某种启示，却搅浑了“启蒙”的概念，因为启蒙绝非灌输、鼓动，更不是洗脑!想想看，倘若启蒙的结果是“将对方征服，让他臣服于你”，那只能说明无论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都未曾获得真正的“启蒙”，不过是打着启蒙的幌子实施新的专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