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运河段的文化遗存中，吴江垂虹桥无疑是最值得人们去关注的文化景观之一。虽然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垂虹桥坍塌之后的残断的遗迹，但是在古代诗文集中，却是随处可见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于此、吟咏不辍的文学盛景。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景观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垂虹桥建成之时，苏舜钦就曾以“长桥跨空古未有，大亭压浪势亦豪”写尽垂虹桥的雄伟壮观(此诗见于宋代学者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祝穆《方舆胜览》卷二)。此后，包括苏轼、苏辙、王安石、秦观、姜夔在内的多位文豪诗家，都留下了许多吟咏垂虹桥的经典诗词作品。宋代著名诗僧参寥在和好友苏轼、苏辙、秦观等人游历了垂虹桥之后，写下了《与子瞻会松江得岸字》一诗，全诗以雄肆的笔调，极尽垂虹桥之大观，亦写出了登临垂虹，远眺“万顷沦涟”的浩渺景象，其诗有曰：

　　蜿蜒跨长虹，吴会称极观。沦涟几万顷，放目失垠岸。倒影射遥山，青螺点空半。从来夸震泽，胜事无昏旦。破浪涌长鬐，排空度飞翰。肺肝入清境，划若春冰泮。安得凌九垓，从公游汗漫?

　　在诸位诗文大家的酬和中，都有这样的凌云壮词。秦观在和作中，就将眼前所见景象譬之如八百里洞庭湖之大观，所谓：“松江浩无旁，垂虹跨其上。漫然衔洞庭，领略非一状。恍如阵平野，万马攒穹帐。离离云抹山，窅窅天粘浪。烟中渔唱起，鸟外征帆扬。愈知宇宙宽，斗觉东南壮。”(秦观《与子瞻会松江得浪字》)

　　王安石在题咏垂虹的诗作中也不吝这样的赞美之词，他在《松江》一诗中写道：“宛宛虹霓堕半空，银河直与此相通。五更缥缈千山月，万里凄凉一笛风。”而他的另一首长篇古诗《垂虹亭》，则直认为：“颇夸九州物，壮丽此无敌。”他一边极写垂虹桥的壮丽气势：“三江五湖口，地与天不隔。日月所蔽亏，东西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极。……中流杂蜃气，栏楯相承翼。初疑神所为，灭没在顷刻。”同时，又着力于垂虹桥修建的背景和意义，在诗中，王安石陡生一问：“谁投此虹蜺?”而此后的回答则明确地道出了“欲济两间厄”的重要功用，体现王安石这位政治家关注民生的济世情怀。

　　为了能更好地体会王安石诗作中的济世情怀，我们有必要追述一下垂虹桥的历史。

　　吴江地处京杭大运河、太湖等诸多水系的交汇处，此诚如元代文人袁桷在《吴江州重建长桥记》中所说：“震泽东受群川，汪洋巨浸，至吴江尤广衍，地为南北冲，千帆竞发。”但是，沿岸的百姓和商旅，常常苦于“驶风怒涛，舂激喷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刺史王仲舒有感于此，在运河吴江段的河岸两边“筑石堤，以顺牵挽”。北宋庆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县事李问、县尉王廷坚，怀揣着造福一方民众的想法，“输缗钱数百万”以兴学，然而时值朝廷“诏禁郡、县不可新立学”，二人相与谋划曰：“民既从，财既输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谢百姓?”便决定把捐资兴学的钱款在运河之上修建桥梁，以利商旅、百姓交通往来，桥成之日，遂名之曰“利往桥”。桥“东西千余尺，市木万计”，故俗称之为“长桥”。“即桥之心，侈而广之，构宇其上，登以四望，万景在目，曰垂虹亭”，所以乡人又称之为“垂虹桥”(钱公辅《利往桥记》)。垂虹桥建成之后，百姓深感便利，对李问、王廷坚这两位父母官给予很高的评价，钱公辅在《利往桥记》中这样说道：“初，县城为江流所判，民半居其东，半居其西，晨暮往来，事无巨细，必舟而后可，故居者为不利。县当驿道，川奔陆走者，肩相摩，橹相接也，卒然有风波之变，则左江右湖，漂泊无所，故行者为不便。及桥之成，行者便，而忘向所谓不便;居者利，而忘向所谓不利。议者皆舌强不敢发。噫!贤人君子，措一意，兴一役，岂直为游观之美、登赏之乐哉?”

　　垂虹桥建成之后，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远眺，沉醉于江南水乡烟水浩渺的意境中，其吟咏书写的着力点多集聚在眼前所见的这些景象：“湖光万顷，与天接白;洞庭荐碧，云烟战清;月秋风夏，嚣灭埃断;牧讴渔吟，喑呜间发;榜声棹歌，呕哑互引;后盼前睨，千里一素。”(钱公辅《利往桥记》)却很少有像王安石那样，在诗歌中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济世之情。与大量诗词作品关注“游观之美、登赏之乐”不同，存世的诸多古文作品倒是更多地关注于垂虹桥与生民利病的关系，以及褒奖修桥铺路者的慈善之举。除了钱公辅的《利往桥记录》之外，元代文学家袁桷的《吴江州重建长桥记》、元代高僧释大欣的《吴江长桥铭》、明代文学家钱溥的《重修垂虹桥记》诸文，无不如此，其中不仅真实记录元代至元、泰定以及明代成化年间的数次重修过程，更在在叙述中彰表了州判张显祖、刘魁、杨端等地方官员惠及百姓的仁义之政，以及吴地百姓热心于社会公益的热情，这便是钱溥在《重修垂虹桥记》一文中所说的“一事而数善并焉”。

　　明成化年间，垂虹桥因“历岁滋久，崩日甚，殆三之一，行者病焉”，遂有重修之议。钱溥在其《重修垂虹桥记》一文中，就记载了重修时的一段感人故事：

　　巡按御史高唐刘公魁过而见之，召其治县者修之。工巨费繁，未易规复。其邑有故义官屠晟之妻赵氏闻之，抚其姑遗孤承宗，叹曰：“而父积巨资以贻汝兄弟，今汝兄弟已殁，汝安能保其所有邪?”令孙婿周禋告于县，曰：“幸毋黩于官，毋扰于众，愿自为之，庶扬夫名于不朽，保幼孙于有成。”于是县达于公，公且喜曰：“以一嫠妇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能，宜令县学官礼于其门奖励之。”苏卫指挥杨端董治之，周禋则禀赵以酬应之，鸠材庀工，筹议克合，乃出白金千余两，经始于其冬，不二月，遄复其旧，焕然维新。乃请于公，愿立石以记述，公曰：“吾闻：《春秋》常事不书。此修桥亦常事也，奚容书?独以彼称丈夫者，多保利蔑义，虽至死不悟;而赵乃能之，宜书以为积而不散者之劝。”赵亦遣禋谢曰：“妇人无闻，惟公巡我东吴，威声义闻，自足感人。而兴起焉，非有所为而为之也。”余乃叹曰：此乃一事而数善并焉，公能使民以义，而加夫劝人之礼;赵能舍财取义，而存夫保幼之仁。况端与禋，内外谋合，上不负公之托，下卒成赵之志，皆得牵连书之，使后之有事于斯桥者，宁不视以为劝乎?

　　赵氏之孤儿寡母，捐资“白金千余两”，行修桥铺路之慈善义举，以利济一方之百姓，且不事张扬，谦逊之至，如此胸怀，实在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正能量。巡按刘公在“召其治县者”修葺垂虹桥的时候，得知赵氏之义举懿行，便立石记述，一则褒奖赵氏，二则“书以为积而不散者之劝”，也就是钱溥所说的“使民以义，而加夫劝人之礼”者也。　垂虹桥自建成之日起，就以“江南第一长桥”而闻名遐迩，无论是庆历年间的木结构桥梁，还是元泰定以后的易木为石的构造;无论是至元重建时的85桥孔，还是泰定重建时的62孔，还是钱溥《重修垂虹桥记》中所说的“桥袤千有余尺，下开七十二洞”，其声名远播，经久不衰，直令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到此都流连不已，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诗词名作，不妨选读三首宋人的佳作：

　　月晃长江上下同，画桥横绝冷光中。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玉华宫。地雄景胜言不尽，但欲追随乘晓风。(宋·苏舜钦《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

　　区区朝市逐纷华，不信湖心有海槎。八十丈虹寒卧影，一千顷玉碧无瑕。古今风月归诗客，多少莼鲈属酒家。安得扁舟如范蠡，烟波深处卜生涯?(宋·杨杰《舟泊太湖》)

　　三百栏干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灵鳌。插天蝃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路直凿开元气白，影寒压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银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涛。(宋·郑獬《题垂虹桥寄同年叔楙秘校》)

　　这三首诗歌，早在宋代就脍炙人口，尤其是这三首诗歌的颔联，被人并称为“垂虹桥三大名联”。南宋学者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中有这样的记载曰：“苕溪渔隐曰：吴江长桥诗，世称三联，子美云：‘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杨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碧玉无瑕。’郑毅夫云：‘插天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永叔谓子美此句雄伟，余谓次公、毅夫两联粗豪，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蕴藉也。”

　　纵观以上三诗，作者主要聚焦于垂虹桥的气势，至于垂虹桥畔的风雅韵致以及吴地的风土人情之美则鲜有涉及。而反观苏州本籍的文人，他们的文学书写则更能将吴风吴韵中深厚的文化积淀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应该引起注意的就是长期关注乡邦文献、《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朱长文曾月下游垂虹，登长桥，夜泊岸边，作十首绝句，咏歌垂虹盛景。其中既有清空悠远的写景：“银潢倒泻入沧溟，身近鱼龙夜不惊。鸣橹飞空孤雁过，渔灯照浦一星明。”“云动鉴中双桨飞，天围林外片帆归。阑干倚遍日欲暮，坐看丹霞生翠微。”“两山映日磨苍玉，万顷涵虚皱碧罗。不会乐天犹近俗，谩将弦管杂烟波。”很明显，朱长文的笔触、风格，与同时代其他诗人雄肆豪放的张扬写法完全不同，在诗歌文本中，似乎更能给人以流连息机、从容淡定的人生哲理和感悟。徜徉在“万顷涵虚”的山水意境中，放眼四望，“漠漠秋烟羃故园，沉沉暮色暝渔船”，“僧舍萧疏竹苇间，开轩处处面云山”，身心俱已完全融入在自然的怀抱，无怪乎诗人要在诗作中流露出酣歌烟霞，“坐卧湖光百虑闲”这样的情怀：“长虹稳卧碧江心，梦寐频游觉莫寻。欢友相逢清绝处，酣歌一夕抵千金。”“诗家不及禅家乐，坐卧湖光百虑闲。”

　　何以朱长文等吴地文人会在诗歌中将笔墨集注于表现幽人逸士的情怀?这就不得不提及垂虹桥近旁的“三高祠”。垂虹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景观，不仅有着环境、风土等自然原因，更与吴地人文地理以及文化气质、文化精神的积淀、形成有着最为直接而密切的关联。

　　在吴江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隐逸高士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推重，据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记载，早在宋代，吴江就建有纪念他们的“三高祠”，龚明之的记载中有曰：“越上将军范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之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臞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为之记。”自此以后，无论是范蠡(别称“陶朱公”、“鸱夷子皮”)功成身退，“泛舟五湖”;还是秋风起，张翰(字季鹰)生“莼鲈之思”;抑或陆龟蒙(字鲁望)往还松陵笠泽，做一个“心散、意散、形散、神散”(陆龟蒙《江湖散人传》)的江湖散人，都成为吴地文人抒发隐逸情怀的常用典故和语汇。比如朱长文的组诗中就有这样两首写道：“江里鲈鱼味不膻，江头酒美滑如泉。长桥为席云为幕，只欠洪崖笑拍肩。”“人争轩冕安在哉?我爱烟霞归去来。鲁望有灵还见笑，更回城阙恋尘埃?”

　　宋代以后，似乎受到吴人之影响，几乎所有登览垂虹桥者，都会藉张季鹰、陆鲁望诸子的故事，以抒发“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苏舜钦《松江长桥未明观渔》)的人生喟叹，这大概就如南宋词人周密《垂虹亭》一诗所谓：“水国生涯一钓纶，荻芽鲈脍四时新。安知白首沧洲客，不是三高行辈人?”

　　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客居吴江，就曾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散曲《人月圆·客垂虹》：“三高祠下天如镜，山色浸空蒙。莼羹张翰，渔舟范蠡，茶灶龟蒙。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另外一位元代文学家、哲学家柳贯在《垂虹晚眺》一诗中写道：“山光自献一螺青，人立垂虹酒乍醒。两界星河涵倒影，千家楼阁载浮萍。欹樯侧柁冲风劲，密网疏罾刮浪腥。正是鲈鱼忘世味，随方我亦且笭箵。”垂虹桥畔明媚的山光水色，自令人“酒乍醒”;松江特产四鳃鲈鱼，其鲜美无比的味道也自然令人顿时忘却了红尘之中纷纷扰扰的“世味”，但是更令人神往的还是驾一叶扁舟，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品味着“归去来”的自由和洒脱。柳贯诗中着实令人关注的是“笭箵”一词，这是陆龟蒙和皮日休放舟笠泽的渔具之一，皮日休的组诗《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中就专有一首《笭箵》：“朝空笭箵去，暮实笭箵归。归来倒却鱼，挂在幽窗扉。”陆龟蒙在其诗序中曰：“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毫无疑问，皮陆唱和所表现的是最为典型的“水清濯缨，水浊濯足”式的渔父隐逸生活，此诚如清代太仓诗人唐孙华《渔父词》所描写的“箵纶竿载满船，年年生计五湖边。”宋代词人毛幵的一首《水龙吟·登吴江桥作》，直将这种超然尘外、“相从物外”的隐逸情怀写到了极致，不妨一读：

　　渺然震泽东来，太湖望极平无际。三吴风月，一江烟浪，古今绝致。羽化蓬莱，胸吞云梦，不妨如此。看垂虹千丈，斜阳万顷，尽倒影、青奁里。追想扁舟去后，对汀洲、白萍风起。只今谁会，水光山色，依然西子。安得超然，相从物外，此生终矣。念素心空在，徂年易失，泪如铅水。

　　垂虹亭上的文人风雅，不仅通过诗歌的文本传载，也存留在许多书画墨迹之中。米芾的题诗《吴江垂虹亭作》二首：“断云一片洞庭帆，玉破鲈鱼金破柑。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泛泛五湖霜气清，漫漫不辨水天形。何须织女支机石?且戏嫦娥称客星。”灵动的墨迹就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宋人一次次文学风雅的见证。此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长虹卧波图》以及明代苏州画家沈周的《垂虹暮色图》、唐寅的《垂虹别意》、文嘉的《垂虹亭图》等作品，更是以具象的方式记录了垂虹桥的美景。

　　晚清光绪年间，著名画家任颐所画的《小红低唱我吹箫图》，则又以故事画的形式记载垂虹桥的另一桩文学风雅之事。南宋绍熙年间，著名词人姜夔到苏州石湖拜访好友、著名诗人范成大，自度《疏影》、《暗香》二曲，深得范成大赞赏。临别之际，范成大将侍女小红赠与姜夔。在归路上，姜夔吹箫，小红唱词，相得甚欢，舟过垂虹桥，二人兴致更浓，姜夔写下了著名的《过垂虹》一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这段文坛佳话，一直伴随着姜夔清空骚雅、婉约飘逸的诗歌，以及垂虹桥畔的汩汩流水，静静地流传着，飘洒在吴中大地上……

　　而今，垂虹桥已经倾圮，河道淤塞，昔日云帆竞过垂虹的繁忙和烟波画船中笙箫歌吹的浪漫不再，但是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和书画翰墨，无不一次次勾逗起“垂虹秋色满东南”的文学记忆和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