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前一天我有了写父亲的念头。当时，我望向窗外，试图窥见到父亲昔日的面容。忽然，我很难过，我已看不见父亲的模样：他的眼睛、眉毛，和面部轮廓。他变得生疏了——我们离别了太久，他的背影渐渐远去，身后的气味也散尽。在这个仲春的下午，父亲，他远离了人间，浓浓的烟火味随风飘去。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丰满的人。他的具体形象，已不再是血肉之躯。当我今天渴望看见他，却已瞧不清他的五官、四肢，犹如是一缕淡淡烟霭。我只隐约窥见，天空中一团模糊的影子。
我的窗外，是一个拆迁工地。我收回目光，落到了这片废墟上。只见两个男子坐在孤楼下，倦怠地砍着旧砖。卡嚓，卡嚓。两把斧子不断起落，在尘灰之中划出道道弧光。这时，我猛地意识到，父亲已彻底离开了。他的过去，已在一片时光中塌成废墟。未来我将在上面构筑自己世界。我盯着孤楼上空，透过玻璃依稀看到什么。
只见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我握着父亲的手，忐忑不安地。边上一阵骚动，有人喊他走了走了。也许厂医生摸过他手腕，看有没有脉搏，以确定他的死亡。我已记不清楚，四周乱糟糟的，仿佛一阵灾难刚刚发生。其实这是预料中的事，他注定要死——就像一个必然要降临的节日。他的亲人们在等待着。包括我母亲，两个姐姐。这种迎接死亡场面已持续了一个礼拜。帮忙的人甚至准备好寿衣，放在他脚边，只等他一死去就穿上。在我家的卧室里，光线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人们进进出出的，每天都留一个亲人在身边，到傍晚时分陆续地到齐。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邻里和同事们探望，来了又走。厂里的医生每天都来，给他打一针杜冷丁。止痛片根本不起作用，只有手术用的杜冷丁才能止痛，但这需要主任医生特批。等到每天一针不起作用，只有连续注射上三针，这时所有的人都明白，他离死亡只一步之遥了。母亲不再上班，每天守候在他身边。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是传统意义上延续的血脉，也被安排不去上学了，只等着送他踏上黄泉路。终于，在一个晴朗的上午，父亲闭上眼睛。尽管人们早有准备，仍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惊慌。他们显得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有人喊道，搭一下脉，看脉搏跳不跳!我坐在父亲身边，看到他眼睑合上，一副倦怠的样子。他轻轻地、安静地闭上了眼。旁边有人叫道，死了，死了!母亲哭没哭我不清楚，她应该悲泣地哭过，喊他的名字。她喊他，让他再睁开眼看一看。当时我什么都没注意到，只感到四周很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于是我麻木地始终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手很轻，几乎没有一点重量。有点像婴儿的手。他任由我抓住，没有任何反应。他手上颜色发黑，黯淡，瘦得皮包骨头。这一点不像婴儿。我能感到他手上的温度，较凉，却仍有余温。在一片骚乱的吵吵嚷嚷中，我始终握着他的手，头脑里一点意识也没有。父亲的手在渐渐地变凉、更冰凉。我甚至没意识到，这是我和他的永远诀别。我只是握住他的手，什么都没有想。想我们从此天上人间。当时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告别的仪式，直到很多年后今天，我才由一篇文章来完成。
直到此刻，我渐渐看不清他，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告别。事实上，在我潜意识中一直刻意回避父亲。我始终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害怕走进去，从而再次面对曾经发生的一切。从这点而言我似乎是一个胆怯的人。但是今天，父亲的模样，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我感到一阵恐慌。我怕他从此变成一个陌路人。怕我们的血缘关系，在记忆的层面上也失去。于是我打开扇门，走进父亲曾经生活过的空间。一个让我惊讶的事实是，当我看不清父亲了，我才能够拿起笔来写他。这个时候，我不再害怕，过去一度让我恐惧的东西消失了。于是我上路了，开始一段艰难的、重新寻找的过程。我要沿着父亲走过的道路，一路拣拾他丢在地上的足迹。我不断拾起他说过的话，仿佛秋叶一样飘零的只言片语，还有他爽朗的笑声。是的，我要拾起他的爱，和恨，还有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它们犹如他穿过的鞋子和衣物，被他遗弃在路边，上面带有他最后的体温。我明白，只有把它们一一找回来，把它们努力拼凑在一起，才能让父亲的形象复活。这样，渐渐地，我便能再次看到父亲的出现。我拿起笔，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才算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仪式。我将把这些文字刻在父亲墓碑上。
从记忆中父亲的手开始。我记得，他的手不是我那天握着时的无力。早年我曾一次次抓住父亲的手。那是傍晚时分，我守候在厂值班室门口，不时来到马路边朝远处眺望。我在等待父亲那辆解放牌大卡车出现。终于，卡车从一片暮色中驶来，引擎轰鸣驶过厂门。我兴奋地追了上去，汽车要绕一个大弯才能回车队，我从自行车棚旁小路插过去。卡车停在车队广场前，父亲钻出驾驶室，下车的姿态帅极了。他用右手抓住门边扶手，轻轻一跃落到地上。父亲站在车上时的形象高大。他锁上车门，搀着我的小手回家。我紧紧抓住父亲宽大的手，侧头仰望着他，开心地似乎拥有了世界。
我记得那条水泥马路，靠在厂围墙边上。左侧是蔬菜大队的民宅，从屋边刺槐树随风飘落的花瓣，仿佛在下一场芳馥的大雪。和父亲打招呼的人，我个个都认识。既有车间工人、干部，也有广播室播音员。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遇到我，一次次和我聊到父亲。他们有邻里、车队同事，也有和父亲打过交道的菜农。渐渐地，他们的只言片语，犹如一些拼图上的碎片，在我脑海里越积越多。上面都有父亲的形象，我试图把它们恢复成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它们并不属于一个拼图。这些父亲的碎片，都是属于他们记忆中的，各自地从某个事件上描绘的图像。由于他们的角度不同，其中情感色彩各异，原本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拼图，无法把它们完美地组合到一起。可是我仍从这些碎片中——它们每一片都有父亲的零星画面，我还是窥视到父亲不同的形象。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和我的记忆重合。比如说，他们到我家吃老鳖的事，煮了整整一脸盆，他们吃了还带两只走。于是我记起，有一个胖女人，每每看到父亲都叫他鳖大王。父亲擅长钓老鳖，他在出车途中下钓线，返回时收起，总能钓上半麻袋老鳖回家。父亲鳖大王的绰号，大概是那个胖女人起的。所以她总是喜欢使用她的专利，在路上遇到父亲就不厌其烦地喊，鳖大王，今天钓到老鳖没有?
那一年，父亲身材高大，脸颊削瘦，梳着一个大背头(这样的发型，在今天已很少见，但在那个时代却流行。以前我没意识到，今天才忽然察觉，原来毛主席就是这种大背头。在当时人们受到他的影响。)当父亲出车时，总在屁股兜里插把小梳子，随时掏来梳几下。他的发型永远那么光滑、油光锃亮的。父亲的皮肤黝黑，有人叫他的绰号黑皮，他也乐呵呵答应。他穿着一件灰衬衫，袖口挽两道，显得精神抖擞的。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黑钢笔。说起父亲文化，其实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看上去就像十足的土绅士。父亲走路来很快，像一阵风从路上吹过，如果不是他搀着我根本跟不上步伐。我得说，父亲是一个爱面子的男人。随着我对他了解渐深，我开始意识到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从外人的角度看父亲是一个热心人，性格直爽，能帮到人时从不推辞。但是另一方面，父亲在助人的过程中，会得到某种心理满足。或许这就是别人常说的风光吧。如果从更深一层地理解，也许父亲把这理解成，别人都需要他。这是他心理上的一种诉求。他在别人赞扬和倚重中，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一切，在某一天突发的枪声中，我和父亲的手松开了。
那是我十岁的时候，厂长调任县公安局长。他姓凤，欣赏我父亲，便把他也调去了。父亲在联防队上班，按规定是不能带枪回家的。可能他觉得配枪神气就一次次往家带。有一天下午，他和母亲发生争吵。这些年，父母一直争争吵吵，他在盛怒之下也有过激行为。他从腰间一下摸到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在这一刹那，在他脑子里里可能闪现最具毁灭性的念头。但他终没丧失理智，呯呯两枪，子弹射到地面上。
母亲惊呆了，愣愣地，盯着父亲好久。她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话。刚才激烈的争吵也就此中止。那天我放学回到家里上，看到地上有两个笔直的很深的洞口。
父亲和母亲的争吵，多半是因为一个女人。她住在公安局对面巷子里，父亲上班时经常去玩，于是就有谣言传了出来。父亲不承认，说他和她丈夫是好朋友。可是母亲根本不信，宁愿轻信那些绘声绘色的流言。其实，父亲带我去她家一次。他牵着我的手，从一条幽深的小巷进去。我们在一幢旧式阁楼前停下，踏上一级木楼梯。他和一个男人坐在小方桌上喝茶。进来一位高个子、颧骨突出的女人，抓些糖果糕点给我吃。到了放学时间，她的三个女儿回来，女人让她们和我打招呼。那天我和父亲留下吃了晚饭。当母亲提起那个女人，让我想起了那段经历。住在附近的一个女工，给母亲讲述父亲如何对她一家人好，让我母亲生气，说他对自己儿女都没这么好。女工说她家翻盖房子，是父亲装来了一卡车木料。她就像安插在女人身边的间谍，每次传来情报，都会在我家引起一场大地震。我和姐姐惶惶不可终日，犹如地震中的孤儿。她每每一开口，就从我家传来剧烈的争吵。但是有一天，父亲用枪声结束了这一切。
所有的人，都被枪声惊呆了。这是一起涉及枪支管理的严重事件。不久，父亲回到厂里继续开他的卡车。人们站在母亲这边，父亲受到孤立。尽管儿女们对男女之事模模糊糊，却知道是一件可耻的，让人羞愧的事情。他们相信母亲的话，即无风不起浪。母亲是一个受害者，她们出于一种本能，紧紧团结在母亲周围，疏远着父亲。
父亲去世五年后，有一天，我意外遇到那女人的女儿。我请朋友吃饭，到傍晚他们陆续来了。后面却跟来了一位陌生女子。我以为她是朋友对象，后来知道不是。她是新加入这个朋友圈的。酒席开始一会儿，她站起来，要敬我一杯。她微笑地说，我认识你，小时候你到我家玩过。原来她就是和父亲有绯闻女人的二女儿。有一大雪纷飞的隆冬，我们带着相机到西门拍照留影。这时，我迟疑地，把我心里多年的困惑说了出来。她快言快语，声音中略带沙哑，坚定地说没有那个事。我顿时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没想到带给我们家巨大痛苦的事件最后轻易得到这个答案。不管她的话是否确凿，但在离开她之后，一种凄凉的甚至是悲痛的情感充斥我的胸腔。
父亲回到厂里后，情绪一直很低落。家人不理他，车队也停开他的车。他整天无所事事，喝起闷酒。这个过程持续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两个月，他在抽烟喝酒中把身体搞坏了。他想和儿女们说话话，可她们不打理他。有一天，想带儿女们上街玩。他拉姐姐的手，可她一甩手跑开了。父亲讪笑着，对我说，带你上街买好吃的。可是我一下挣脱了。这时父亲微笑着，带着乞求的表情，显得有点可怜。他向我伸出手，我把手藏在身后。最后我逃逸似地向门外跑去。我的身后父亲的手仍无助地举着。
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父亲查出癌症才改变。父亲持续咳嗽，伴着出血。他感到胸痛，浑身无力，躺在床上痛苦呻吟。父亲有过肺结核史，他以为旧病复发。前段时间他天天喝闷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他忧郁、烟酒无节制，或许这导致了他病症的恶化。他以为吃一些药，就会没事的。厂里派了一辆小车，让母亲陪同到南京进行切片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父亲得了晚期肺癌。厂领导很重视，安排母亲脱产到医院照顾父亲。医院没有了病房床位，他们住在玄武湖旁的旅社，每天到医院治疗。
后来，我放假其间，还到南京住了一阵。我那时不谙世事，居然还有心情到玄武湖游玩。在我记忆中，那是父亲最快乐的一时光。前一阵远离他的人，又回来了，就像春天的蝴蝶飞回来了。父亲患了晚期肺癌，竟出乎意料地愉快起来。他每天到医院里接受治疗，和病友开着玩笑，一副有说有笑的样子。他告诉他们，自己得的是肺结核，住一段时间院就回家。其实，这是医生和母亲都瞒着他。他信以为真，整天笑容满面的。他看到亲人纷纷回到他身边，他不像患病而更像意外地撞上一笔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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