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时，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单位。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曾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的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们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会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了半路，这可咋办呢?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民主集中制冬眠，党员权利被冷藏。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不是没有好建议，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

　　“什么手术?”

　　“扩胸手术。”

　　“为啥呀?”

　　“勋章挂不下了。”

　　在这种暖洋洋的空气中，苏共正与人民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会到了列宁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

　　中国不仅有邓小平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

　　没有人料到苏共这个庞然大物竟一夜倾覆，许多人至今仍回不过神来。从那一刻起，人们对这一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葬礼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值得注意。

　　从1977年复出，直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想想都后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而是到处排队;如果没有过硬的党风，人人心里都窝着火，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如果两者都没有呢?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看历史，知未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