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又到九一八。而今年的九一八，似乎与以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此时的钓鱼岛被日本人一厢情愿地宣布了归宿问题。
在此之前，中国人似乎是有预见性的。一首《母亲，我叫钓鱼岛》，读得人肝肠寸断。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钓鱼岛的心声，更是我们中国每一寸土地的心声，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我们不容许哪怕有一寸土地的遗失，更不容许哪一个国家来抢夺。没有哪位母亲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拱手送人的，更没有哪个母亲容许别人强抢自己的孩子的。即使偶尔流失，走散，疼痛的还是母亲的心，流血的也还是母亲的心。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自己的子女，无时无刻不想将自己的子女抓在自己的身边。
    对于钓鱼岛日本人志在必得。不仅将其归为“国有”，而且还不准“外国人”登岛。那么，钓鱼岛到底是谁的领土呢？很多人不禁因此迷惑不解。那就请看看下面一组资料吧。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声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与琉球国有过大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就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对当时的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以上历史记载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经过查阅历史文献，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采用中国所称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而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日本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然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而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1884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迟了约500年。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捕猎销往欧洲。于是在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黄尾屿，并在岛上树立标记“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
可见，日本要占据此岛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钓鱼岛到底是中国的领土也是毫无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