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间，一位御史向上建言“顺适物情”，说：“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弘治初年，一位给事中又向上建言关于“处置军国事”，说“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到了嘉靖初年，一位员外又建言要“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糖饼，在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小而费劲。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

　　于是，冯梦龙讥之为“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冯梦龙科举不顺，五十七岁才补为贡生，也不过是任了回知县。大约由此却深得文以载道之法，对世道更是有“喻世、警世、醒世”的传统文人道义之心的。但毕竟还是数百年前皇上治下的一个文人，于是，对拿骡和驴何以行，马尾的多与寡，糖饼的大与小之类的无聊小事来建言，自然是十分的鄙夷了。

　　其实，何止是深怀忧患的冯梦龙，几千年上，那些官位显赫，名声远播的人物，能有几位关心到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何况骡和驴混道，快了慢了与皇上何干，与文武大臣何干，不要说皇上，便是九品芝麻官出行时，锣一鸣，禁牌一举，骡呀驴呀百姓呀自然一律闪到两边，父母官的路是不愁快慢的。百姓又不忙着为民做主，快点慢点，急得什么劲。在说那马尾，多一根少一根，更与误军国大计一毛关系都扯不上了。画定糖饼的大小更是滑稽了。

　　不过在下到是有些佩服那位御史和给事中，觉得即使他们未从体恤黎民的角度考虑，也是由细微之处察觉到可能产生很大影响的问题。那位御史必定是眼见骡和驴混行，快慢都受影响，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增加了人们的戾气，或许当街那骡鞭驴鞭已经相互抽在骡、驴车夫的身上，长此以往必定造成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两相分道，即维护了秩序，又减少了纷争，使人人愉快上路，于国于民岂不皆为有益之事。人们为了自己追求时尚，逮着官马的鬃毛、尾巴狠揪，少个几十根也许尚不成大问题。但要是揪成了秃尾巴鹌鹑，等上了战场就难说不受影响了，毕竟马尾巴是有功能的。受了影响当然就是军国大事。再说不管是官马私马，那鬃尾可是随便揪的。揪私马，那是危害百姓;揪官马，那是贪脏枉法。虽是危言耸听，却是起了青萍之征，任由发展，可能就是把马拉回家，食肉穿皮，以鬃尾“衬裙”了。

　　只有那员外的建言到真是小题大做了。发了财的土豪富贾捐个名分，虽无官场的实际经历。但承君之恩，总要显示忠君之相，要显出对这所享之名分有所贡献。但尧天舜日之下，道路都不曾有个坑儿，又岂能有冤屈不平。闲来无事摇世界游荡，突然，发现各地的糖饼竟大小不一。虽考证不出是否合于古训，却终是风俗不厚的一例，赶紧报上也可算一政绩。

　　题，小不小;要不要大做，常常能看出看题者的角度和心思。从这份角度和心思中，又能折射出看题者的身影，从身影中也就能品出他是不是“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