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一个朋友，这几天我正在读一本新书---柴静的《看见》。她说，不喜欢。我问，为什么?她答道：体制内的这些主持人、记者说的话肯定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她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我们看书自然关注的是人，而非职业，再说我们谁人不是体制内，不管何种职业，人和人毕竟不同。

　　柴静在书中说：“做新闻的人是赌徒，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她不是，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她”指的是和柴静共事的同行“老范”。)她们是否真能做到如此，我无从知晓，不过她自然能说出口，我便愿意相信她的真诚。

　　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是言论自由，言论若要自由，媒体必当先行。一个国家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国家进步也就有多大。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记者更要谈职业操守，更要谈理想，更要谈勇气和坚持。“探寻事实的真相”是新闻记者的使命，何为“探寻”?怎样“探寻”?柴静说：“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探寻之路，需要记者的冷静和客观。“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所以，我们可见作者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女性记者，一路前行，不管于事于人都在努力克制感性和主观评论，因为任何参杂个人偏见的意见，都会对观众施加影响。但无论怎样，谁也逃脱不了，作为个体人的痛苦。她亦深情地说：“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书中所记事件依稀在我的记忆中，都有痕迹。它们都曾在某个时刻作为新闻进入众人视野。作者也说“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其实这本书更是让我们了解在一个调查记者眼中，新闻背后的“人”和“故事”。就像“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真正的“看见”和理解才会丰盈人性，感同身受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前提是认识的深度。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2003年的非典，如今已如昨日黄花。但每忆及于此，恐惧之心仍如昨日般鲜明可感，况且那样的恐怖是随着疫情的恶化一步步紧逼而来的。作者叙述了非典正盛时，她如何深入隔离区观察和报道，亲眼目睹死亡和无奈，当然还有感动和震撼，因为在任何灾难面前，从不缺乏人性光辉。因为可能会被感染，一旦感染说生死攸关并不为过，所以报道需要勇气。作者却说当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她亦认为，作为个体的她而言，可以选择不做记者，但做了记者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在我眼中，这就是职业的操守，让人心生敬意。

　　读这本书，让我想起非典时自己的一件事。当时我正读大三。疫情严重时，封校了。一个同寝室的女孩子在校园封闭之后返校，逃过了校园门卫的眼睛，咚咚敲着寝室的门。其他室友因为太过紧张，反对她在这个节骨眼返校，便不给她开门，最后竟因此事怒目相向，大声吵闹起来。我是唯一一个站在这个女孩子身边，替她说话的人“既然已经回来了，一切未可知，就不必为此伤了和气。”也是这个女孩子，在大三期末时，因为一件小事对我破口大骂，恶语相向，不堪入耳，极尽侮辱之能事，从此，我便相信人的面目可以在瞬间狰狞。骂的时候，我无还嘴之力，因为无从还嘴。之后，我一夜无眠，第二天醒来，看到阳光，我决定原谅她，不是因为我有错，而是我愿意理解人在情绪激愤时，难免有狂妄之言，不管激愤的有没有道理，生活需要继续，仇恨不能生根。怎料，她在第二天醒来时，亦如昨日破口大骂，甚而威胁恐吓。当即，我决定对这个人此生鄙视，因为我不能接受一个成年人在清醒的时候，依然面如野兽。此后一年，全体室友不约而同用孤立表示对她的惩罚，直到毕业。毕业的时候，她拿了一个红红的苹果讨好似的请我吃，我接过苹果当着她的面扔进了垃圾桶，从此再无一言。后来，听说这个人毕业了之后，找了关系去了电视台当记者。读这本书时，我不禁想起了她，鄙视-----依旧。

　　双城的创伤

　　双城，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一天，这个小镇上五个孩子相约集体自杀，一个叫苗苗的孩子死了。为什么会集体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调查时，作者了解到他们曾立下天真的誓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人们怀疑是邪教唆使，甚至在孩子死了之后，都不明原因。救回来的孩子选择沉默。苗苗的父母说：“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后来查实，苗苗自杀是因为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苗苗觉得蒙羞，受到耻笑，夹杂着她和其他孩子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郁积心中无人诉说，主要是无人诉说，所以都忍着，直到致命性的爆发，将他们推向绝路。而且他们都认为“朋友比生命更重要”。孩子死后，通常都会寻找责任人，谁为此负责。柴静说其实，老师也不容易。柴静问孩子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几天，苏州接发生了三起初中孩子跳楼死亡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大人们往往不解，多大点儿事啊，就跳楼，太不懂珍惜生命，抗挫能力差。这是世俗和普遍意义上的理解，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可不可以往更深层次上探寻。“孩子真的没有这样的深情?”那孩子何以有这样的勇气?我们都经历过童年，但我们每个人未必都懂得童年。从经历事情的大小和影响上来看，孩子未必如大人。更多的孩子不必为生计发愁，不会突然失业，不会婚姻破裂，不会妻离子散，不会罹患绝症，不会如成人般经历人世间的大悲大患，孩子也许就是今天丢了个心爱的玩具，明天跟同学吵架，后天成绩考差了，要么被父母强制剪掉了长发，要么发现喜欢的人另结新欢 ......在大人眼里，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孩子对痛苦的感知未必如大人少，甚至很多时候比大人多，因为孩子比大人心理上更脆弱，更无助，经济上不独立，更易受到束缚和压抑，杂文网www.haiyawenxue.com更无力改变环境。所以用“衣食无忧，你还有什么好愁的?”这样的话来理解孩子实在是对孩子最大的误解和伤害。我们不要用习俗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痛苦，更不要用程式化的思维去理解孩子的悲伤。“托尔斯泰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我们对待孩子的“小事”更需如此，把孩子的内心当成一个丰富的、神秘的、需要深深感受和理解的世界，你才能真正地发现孩子，原来是这样真实和丰盈。“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会有多深。”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们可不可以允许有其他爱的方式。同性恋在我们国家有三千多万人。在这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这都源于社会人们的普遍偏见。而“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即使有这样科学的解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会不接纳同性恋者?“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这些女人大都经历过漫长而又不堪的家庭暴力，在举起菜刀、抡起斧子、扳动手枪的一瞬间，将一辈子的屈辱和悔恨化为血的结束。“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人们通常喜欢用道德来评判一切，无论是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还是忍无可忍杀死丈夫的女人，亦或是让人心生不悦的同性恋者。然而很多时候，道德是最容易迷惑人心的工具。因为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一个世界如果只按照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道德无力评判一切。

　　因为工作，现在我每周往返S城和K城一次。有一天我在火车站广场前急急地赶路，隐隐感觉有个男人向我走来。在暮色里，我看见他手里拿了一个棕色的皮包，快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然后举起手中的皮包，这时我才发现皮包下面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他面带悲戚地说：“我的钱被偷了，你能不能行个好，借给我点钱，让我买点吃的，坐公交车?”我看了他一眼，问：“多少?”他继续悲戚地说：“十块、八块都行!”我有些犹豫，但很快开始翻包。对!他可能是个骗子，或者十有八九他就是个骗子，这我知道，我也早已过了纯真的年纪。可我还是决定把钱给他，因为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是骗子。也许就因为百分之一真实的可能性-----我不想扭头就走。记起几年之前同样的一幕：马路上，我的电瓶车坏了，手机没电，我蹲坐在路边半天，然后决定向路人求助，恰巧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经过，我便向他借电话。他犹豫了半天才把手机借给我，我打过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是骗子!”我笑了笑说：“我不是，谢谢你!”眼前这个男人眼睛正盯着我手中的包，我拉开拉链发现，当天我竟没带零钱，只有一张百元钞票，仅此一张。“不好意思，我没有零钱......”我话音未落，这个男人悲戚的脸色顿时有些愠怒，“你就不能去换换零钱吗?换个零钱也没什么嘛，又不麻烦......”他越说越急促，好似我不给他钱，他就不依的样子。见状，我当即拉上拉链，扭头混进人海。我没有必须要给你钱的义务，即便你是真的。人心自知，道德从来不能评判一切。

　　我只是讨厌屈服

　　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我不一定会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改变。”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不公，有时候这种不公是切肤的，和我们的生活幸福息息相关。然而更多的人在面对恶、面对强权的时候，会选择沉默，中国人叫做“隐忍”。陈丹青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最让我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采访郝劲松时，作者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公民。”“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漆。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三个警察抓一个三陪女，四脚朝天拖着，像拖一个牲畜，这个女人只穿着一条裙子-------“春光乍泄”。人被当做牲畜对待，在这时候已没有了尊严。城管在抓违章经营的小贩，旁边一岁半的孩子随同被抓，孩子受惊哭闹，尿湿全身，小贩想要一片“尿不湿”，却被骂道：“你以为这是你家呀?”我让老公到K城一个行政机构办证件，他跑了一趟说：“那里的人不理我，说没这项业务。”再去，前台的人眼睛都不抬一下地说去问一号窗口，一号窗口说去问二号窗口，就这样一直问到五号窗口，还是没办成。第三趟去，前台直接说，不知道这事不给办，态度仍旧傲慢无礼。我气愤地说，那你可以骂他，凭什么不给办?还给人脸色，这个机构是干什么吃的?老公说，不能骂，只能陪笑脸，得罪了公办单位，啥也办不成，最后还是自己倒霉。第四趟，换个朋友去，问了好半天，终于办成了。总之，不折磨你一番你没法知道权利意味着什么，当然你也没法知道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但我们是不是就要心生绝望，我想起李敖在清华的演讲，他说“我相信中国的宪法是真的，只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认真，那它就是真的。”

　　柴静在书的结尾说：“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愿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能够经常响彻在你我心间!

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