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有学者说，中国的发展虽然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但相比印度、巴西等国家，成功之处是没有形成大批的流民，城市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这两点，前一个基本属实。“失地农民”虽然有，但绝对数量不大，主要是城市周边征地拆迁造成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在推进，好在措施算不得激进，短时间内不会有产生流民的危险。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虽然有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但他们不是流民，流动是为了外出工作，而不是流浪。

　　至于后一点呢，印度式的那种蔚为壮观的连片的贫民窟固然是没有出现，但各类变种了的底层人聚居的“下流社区”是不少见的。

　　在1月底，北京的石景山区查封了一处群租屋。这片群租屋的所在地原本是一个鱼塘，后来被改造为地下停车场，再后来停车场的所有人将其转包给几个自然人，他们投入了一部分钱，打上隔断，把停车场改造成了供出租的房间。可以想象这个地下世界的规模，共有9条街巷，每条街巷内有16个房间，周围还有44个房间，加在一起共有188间。

　　整个地下世界只有一个出口通向地面，住在那里的危险性是不必说的，一旦有火灾发生，恐怕没几个人能跑出来。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呢?因为便宜，房租每月350元，这个价钱在其他地方租不到。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把这样的地方查封了似乎并无不妥，但原本住在那里的人在寒冬里搬去哪了呢?新闻上没说，我不知道，但我想他们的生活从此不会是更幸福了，而可能是更艰辛了。

　　还记得北京的“穴居人”吗?那是2013年底的新闻了，在北京的朝阳区，有几个打工者常年住在热力井下，一个来自北京郊县、靠洗车挣钱供养3个孩子上学的叫王秀青的父亲竟然在地下住了十多年。

　　媒体一报道，有关部门就行动了，把热力井封上了。此后，大部分“穴居人”不知所踪，只有那位父亲的运气好些，一家单位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还提供了宿舍。我还记得记者拍摄的照片，老王坐在宿舍的床上很开心的样子，那不过是一个上下铺的铁架子床而已。

　　再想想曾经挤在北京西北部的唐家岭村的“蚁族”们。还有更多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工厂的宿舍里住着上下铺，在建筑工地上住着工棚。

　　这种种居住方式都可以认定为某种形式的“贫民窟”。因为这些以不同方式“蜗居”于城市的人们并不是游离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合格的劳动者，是新型的中国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一个分配机制健康的经济应当允许二三产业中的劳动者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全过程，即把家安在城市。他们的居住条件理应更好，按照经济规则，其工资的30%～40%便应当足以支付城市中等住房的租金。一个打工仔，单身的时候可以选择住宿舍，但也应当有足够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在城市安家，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打工者们实际工资的30%～40%恐怕连付物业费和煤气水电的费用都不够，更不要说付房租了;工资连一个人都养活不好，更不要说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了。

　　在居住模式中，隐藏着资本积累的秘密。我们可以去尝试着计算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劳动者本应享受的居住条件和实际享受的居住条件之间的差距，折合为货币一共是多少钱?可以想象，这必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被资本额外占有了，变成资本的超额利润。革除和抑制这一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