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用人”。用的人越多，领导的级别就越高，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至少是个“将军”；手下的人少，十几个人，十几条枪，证明级别就低，充其量就是个“民兵队长”。用什么人？怎样用他们？这是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政事”，也是街头巷尾平头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用什么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世袭。

　　有人说，你这是复古，是腐朽的，耸人听闻的言论，从新亥革命开始，封建皇帝的龙椅就被砸烂了，世袭制度早就没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世袭式的用人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以不同的嘴脸存在罢了，其表现形式虽然是“非封建制”，其“内核”依然表现出了“封建世袭制”顽强生命力。

　　“世袭制”就是古代皇帝下台后，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儿子。世袭制就是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当然，这里借用“世袭”这个概念，主要是指领导在用人上将职位、权力、利益向自己“最亲近”的人倾斜。杂文网

　　总体来说，现代用人制度中的“世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其一：“血缘的世袭”。这是比较原始，带有鲜明的封建世袭烙印的用人制度。本来，“世袭制度”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所谓“举贤不避亲和仇”，关键是所举之人是否为“贤才”。比如历史上有一段关于春秋晋国大夫祁黄羊的记载：

　　晋平公又对祁黄羊说：“现在国家缺一尉官，你看谁可以去担当这一官职呢？”祁黄羊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晋平公大为惊讶地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从容回答说：“国君问我谁可以当国尉，可你没有问我谁是我的儿子呀。”晋平公连连点头，说：“好！”于是任命祁午为中军尉。

　　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也称赞祁黄羊。祁黄羊安排自己的儿子，不是为了营私，不是为了结党，一切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现在一些领导，打着“举贤不避亲”的旗号，向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推荐”（更多的是暗示）自己的子女或其他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让他们担任单位的要职。这些领导是“祁黄羊”吗？不是；他的子女、亲属是祁黄羊儿子一样的人吗？也不是。领导们的出发点不是单位利益，而是家族、家庭、个人利益，算是“举职不避亲”；他所举荐的那些亲属呢，更不属于“贤类”，甚至属于“败类”，最终成为单位的一条“蛀虫”。

　　其二是“缘故的世袭”。所谓“缘故”就是你所认识、熟悉的人。中国人办事向来是讲究“缘故的”，所谓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中国人找‘熟人’”，“外国人找‘律师’”是真实的写照。可见“缘故”“熟人”在每个人心目中地位，在社会交往中的重用作用。所以，领导将重要位置预留给“缘故”“熟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的目的有二：

　　一是领导放心，因为这些人是自己的“秘书”、“同学”、“战友”、“老乡”等，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利益基本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般不会出现“恩将仇报”或者“密谋篡逆”之徒，不会动摇他的“太师椅”。相反，在紧急关头，这些“沐浴恩泽”的人会挺身而出，为其“两肋插刀”，代其受过。总之，要这些人为己服务是核心。

　　因为如此，领导用人制度绽开了“集团化”的奇葩，由“血缘”和“缘故”结合起来的骨干成为了领导身边的“集团”。这样的集团成员理想一致，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真是固若金汤，所向披靡。这样的集团好比是孙悟空金箍棒为唐僧所画的“圈子”，保护了唐僧，妖魔又近前不得。

　　其三是“整编的世袭”。如果不是“血缘”，不是“缘故”，还会有第三股力量进入领导身边的“集团”。当然这股力量属于被“整编”过的。首先是这“一拨子人”为了实现个人奋斗的目标，有计划地倾向于某领导的一边，以期望获得领导的“收编”，投入领导的怀抱，成为“自己人”。于是，不管是平时的立场、言论、所作所为，无不以以此领导的喜好为核心，极尽谄媚、拍马逢迎之能事，甚至献身。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博得了领导的青眼。“政审”之后，确认其忠诚之心可昭日月，于是“整编”，收于自己麾下，属于“镶黄旗”的序列。

　　如此，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领导层的集团军宣告建成，建成纪念日写在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