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的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以下简称《长安》)，凡一百零六篇，涉及大概念下的长安的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等。朱鸿早年的散文，多写其深沉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如《药叫黄连》诸篇。后来，他的散文写作有了大的转向，或走遍关中，或面向历史，结集有《关中踏梦》、《夹缝中的历史》等，走向了广阔的大地，探入了深邃的历史，涉及很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和学问，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统摄这些已经化为血肉的知识和学问，考据与义理水流于水地自然相融并且交相辉映。朱鸿的身上，具有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素质。他执著，有时执著到认死理的程度;他能吃苦，常常是一个人，背上简单的行囊，不计条件，就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的目标。尤为可贵的是，朱鸿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型的作家，他不仅有自己的文学理想，更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的写作，不单是为了写出好作品，也融入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进步的关怀和人文主义的情怀。《长安》既是一部对长安进行全方位叙写的带有学术性和工具性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著作：史实的叙述中带着感情的温度和现实的关怀，考据的辨析和陈述中透着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价值指向。

　　古城长安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古往今来，关于长安，著述颇富，已构成一门学问—“长安学”。而历史文献中的长安与作为现实遗存的长安，包括其中的名胜、古迹、建筑、道路以及名谓等，有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已经湮没无存。朱鸿为了准确地还原历史上的长安与现实中的长安，下了多年的苦功。他如科学考古一样，采用了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对繁富的文献的稽考与芜杂的资料的爬梳，更有实地的踏勘与实物的辨析，文献与实物相互映照、印证。因而，《长安》一书所写，大到山、河、川、原，陵、墓、寺、观，宫、塔、墙、门、道、路、街、巷，小至粮、菜、陶、石，读起来既有一种信史的真实感，也有一种临场的真切感。

　　历史感或者说是历史意识，是写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因之，有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作家，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知道多少秘史奇闻，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在考察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意识，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很多的现实问题往往也是历史的问题，而很多的历史问题又常常是现实的问题。如果能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打通并成为自己的问题，或者说自己心中的问题正是历史和现实的问题，那么，这个作者的笔下，他的文字，自然就有了历史感，有了历史意识，有属于自己的某种发现，并能切中历史深层的某种脉动。《长安》写了一个西京招待所，作者叙述说，这个招待所初建尚仁路。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西安市成立，时任市长筑尚仁路，似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意;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时任市长更名为中正路，意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至一九四九年，新任市长又将中正路更名为解放路，表达的是政权更替之意。作者叙述到此议论道：“解放路、中正路、尚仁路，显然是一条路。实固而名易，是时代的意志，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游戏。”透出了一种历史感怀。历史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重视历史的细节，而且往往是别人不加注意的细节。作者在此文中还写到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时，当晚住宿在这里的一个房号与人员对照单，这个单子上记录了当时随同蒋介石共赴西安的国民政府和军队的一些要员。这个单子乃当时亲历者所录，西京招待所当晚虽然没有临潼华清池五间厅那样的惊心动魄，声闻中外，但这个单子上的房号与名单，却透露出当时具体而微的历史信息，作者详细地将西京招待所的房号与事变当晚住宿人员照单叙述，极具历史细节价值，由此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安事变并不只是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之间上演的黑夜惊魂故事，参加演出的或者说群众演员还有至少包括住宿在西京招待所的这一干人马，他们当晚也有精彩的演出。西京招待所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正式营业，原为上海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所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产权和归属多有变易。作者自问自答：“然而究竟谁是主呢?一切都是变迁的。”文末，作者写道，他在院子盘桓，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盼望能把此招待所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因为它不仅是西安城演化的见证者，而且是社会演化的见证者。实际上它就是历史”。历史的意识在这里显现了出来，西京招待所也有了深沉的历史分量。

　　古老的长安是长安人的长安，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长安。它是历史的，更是诗的、文化的。曾经的长安在王朝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远去，被更名为西安的长安正在各种现代化机器夜以继日的轰鸣声中，朝着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迈进。汉代班固《西都赋》中所描述的“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既庶且富，娱乐无疆”的那个西都长安，唐代杜甫《秋兴八首》第五首中所描绘的“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以及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第三首中的“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所描写的那个长安，今已不复见矣。所以，朱鸿的《长安》之游、之考，既是访古、怀旧，也是在问今、思往。与纯粹的学术性写作不同，朱鸿在这种访古问今的长安走读之中，不仅有理性的客观考察，还怀着一腔的感情，有凭吊，有伤怀。书中的《唐杜牧墓》写作者在一个春天到少陵原寻访杜牧墓的经历。作者终于“在巷尾碰到一个老头拄一根木棍向着太阳发呆，便过去打听”，“老头十分热情，引路到村外，扬起木棍，指着一个凹陷的坑说：‘这就是杜牧的墓!’”墓应该是隆起的，这里却是一个坑，“坑大约二十平方米，其底糟烂，有瓦砾柴草沉积”。原来是“农民曾经向墓取土，先夷为平地，后落为坑”。朱鸿说他“非常不爽”，发问：“少陵原到处是土，就缺唐才子之墓的土吗?”然后是他的思考：“三天之后我想：所谓保护文化遗产，关键是重视人。不重视人，就不会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诚哉斯言!危哉斯言!留下的一个问题是：谁不重视人?是乡民或者仅仅是乡民吗?谁能说诗人杜牧之墓的今天就不是我们的诗人乃至文化的明天?杜牧之墓的寻访，令人震惊，也发人深省。

　　朱鸿有一种独行的秉性，他近年来属意于写这一类带有行走考察性质的历史文化散文，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孤影、天涯，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写作形象。“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起首这几句诗的描写，常常让我把朱鸿独行性质的散文写作状态、他的散文意境与这一首诗的意境叠加在一起，难解难分。所以，我说，朱鸿的《长安》是一个人的访古与问今，有孤独的意思，也有苍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