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理论组学习

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全国批林批孔运动转入了另一个阶段。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高潮，在全公司范围内的所有的工程公司，厂等都成立了工人理论组。大概是因为我去年那张大字报的缘故而在厂里算小有名气吧，这一次厂政工部门主动把我也拉进了厂工人理论组。每个星期开两次会，学习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关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文章。

说来也奇怪，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政治运动，越来越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批林到是好批判，因为他在71年9。13事件阴谋败露后已经被全国人民批判了好几年，大家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都能批上两句，已经是批臭了的死货。

就批孔而言，开展了反对师道尊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全国上下都搞平均主义，企业管理和利益分配包括工资待遇上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宁肯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工厂里的职工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损害，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当时按我本意是不愿意参加厂里的工人理论组，有不少人劝我，你的工作那么紧张，还不如去厂里的工人理论组打发时间，趁机可以换一下脑筋，何况是厂里政工部门点名要你去，你要是不去，会得罪很多政工方面的人。对你的将来不利。再说那地方也不是谁愿意去就能去的地方。去学习学习也能换换环境也好嘛。

到了厂里的工人理论组，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两报一刊上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大批判文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厂里的革命生产形势座谈。所谓座谈讨论，就是天一句地一句的东拉西扯。再联系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大家就大张旗鼓地讲评水浒，每天讲着梁山好汉108将杀富济贫的故事。一天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这样的学习对别人来说倒也不错。可我就惨了，经常被领材料的人把我从工人理论组学习的地方喊出来办理领料审批手续，要我给他们签字。反正学习也无法正常。

工人理论组一个星期学习两个上午，

机关科室一个星期学习一个上午，

团委系统一个星期学习一个上午，

我的工作时间内一个星期有六个上午时间的三分之二的时间被政治学习、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政治活动雷打不动地所占据。生产不能因为缺少材料而停下来。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安排时间到材料处申请调拨材料，我的时间就更紧张了。经常被弄得晚上加班。

为这样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也老是在心疼地埋怨我说：“我们看见你好像比厂长还要累，你看全国都在搞运动，还会有谁像你那样干工作的。这样干别人只能说你是傻子，没有人会说你能干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委屈，在嘴里无可奈何地小声分辨：“这些都是我的份内工作，没有办法啊，我也想清闲清闲。可问题是没有人替我呀。”

在工人理论组学习当中，我们讨论批投降派，私下都在议论这个投降派到底是指的谁呢?上面既然已经把评论水浒、批宋江作为一个政治运动，那么这场政治运动斗争的矛头必然是有所指向。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极力主张受招安，批宋江的要害是批他们受招安，宋江充当了投降派的角色，率领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反过来充当朝庭的鹰犬，去打方腊，镇压农民起义。

那么联系到解放以后的全中国。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谁又是宋江呢?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肯定不可能，那就是毛主席身边的某一个人，职位和级别、作用及其影响力都得与水泊梁山中宋江的地位相匹配。当时的宋江在两扇水泊山寨，毛主席首居第一位。那么当时在中央里，位居第二位的又是谁呢?评水浒批宋江其要害的矛头锋芒不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当讨论到这个时候，已经感到党和国家中央领导班子中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肯定有那么一些人想搅乱人们的政治视线。当时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被某几个人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拉着偏离正确的航向驶向黑暗。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有些胆寒。对由此而来的后果不敢深想。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也管不着，但一定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也就悄悄寻找最佳时机，准备尽快脱离这个招惹是非的工人理论组。

当75年前后在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以后，全国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厂里的形势也有所好转，工人理论组开始全力以赴地学习元旦社论。准备在全厂宣讲我们工人理论组学习元旦社论的心得体会，借此机会在全厂范围内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全国人们都处在无比悲痛的日子里。一直到4月7日以前，工人理论组的每个成员都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诗词，表达我们无比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在我们工人理论组的带动下，全厂的职工纷纷写出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诗歌、散文和标语，还有书写讨伐党内倒行逆施的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所犯下罪行的激扬文字。大字报在全厂范围内已经铺天盖地。

从这一点，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6年4月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爆发以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刚有所好转的大好形势又被破坏了，厂里的生产形势又开始走下坡路了。厂工人理论组的学习这时候已经完全流于形式，而且每次集中学习，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以工作需要，经常到外地出差订货跑材料，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为理由，向厂工人理论组里的负责人请了长假。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跨进厂工人理论组的大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