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1968年的冬月，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大串联”文攻武卫、“大字报”等等的运动高潮已过，老三届的学生复课闹革命，即学不了什么文化，也学不成什么数理化了，很多学生游荡在社会上，社会上充满着压抑，无所事事及不安定的状态，我由原来的三好学生、班长沦落为“黑七类”狗崽子，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那时候，父亲被批斗被游街示众，，晚上也不让回家，被关进“牛棚”，父亲已成为资本主义当权派工资也停发了，家里的生活一下便拮据起来，全靠母亲的几十元工资养活家中的七八口人，家中的一间房子也被当时的革命居委会“占领”了，是革命老大妈们学习革命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的地方，晚上，居委会勉强同意我可以回到这间屋子睡觉，当时家中父亲被关“牛棚”，我成了这个家唯一的男人，其他都是女眷，挤在一间屋子里，这也成为我还能够住进这间房子的唯一理由，否则不然的话，这间房子也被“革命”没收了。

　　街道上经常传来高音喇叭声，大卡车中许多“牛鬼蛇神”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胸前的大牌子倒写着名字并打着大大的黑X,昔日多少老革命、老干部、老领导一下子就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有时我真不敢看，因为怕看到父亲被如此侮辱的形象，学校里许多老师也被批斗“坐飞机”，给女老师剃“阴阳头”，给脖子上挂上破鞋、烂袜子之类的东西，三十七中王冷女老师被迫害致死的惨状给我幼小心灵以巨大的撞击。

　　我被列为“黑七类”狗崽子，到处被人欺辱，过去喜爱的学校已经成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被同学们批斗挨整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对我动手动脚，肆意辱骂，我连敢怒发泄的权利都没有，眼光里稍有不满的目光，便会遭到训斥及拳打脚踢，昔日当班长的我尝到了屈辱，尝到了人格肆意践踏的滋味，也产生了憎恨。学校也经常勒令我去接受批判和改造，受尽侮辱和打扫卫生后，回到家属院还经常被一些趾高气昂的红卫兵辱骂和踢打，真不知道这种红色恐怖的日子如何来度过。

　　一天夜里，准确地说是1968年12月21日夜，我被敲锣打鼓声惊醒，跑出去一看，毛主席又一最新指示发表了，那时候，每当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便引发整个城市的游行庆祝，尽管已是黑夜，人们成群结队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人们举着红旗走过，“西安交大”，“西工大”，“西军电”，“陕师大”，“西北大”等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的旗帜，夜色中被风吹的哗啦啦的响。

　　大卡车上的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接着，游行队伍里口号此起彼伏，“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激情的呐喊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这是一个无眠之夜，回家问妈妈，妈妈只是茫然的说：农村是个好地方，说完暗自落泪。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这样恐怖的日子，只听家属院里的伙伴说，谁和谁联系到一块要下乡了，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有的家长还互相找，一时间好像地下串联一样，但凡被列入狗崽子行列的，这种“串联”也是没有的，我们还说笑着谁想让谁当他的老婆等等。我不去学校，也不知道就要下乡的事，更不会串联和谁一块下乡去，更何况我当时的处境，是正宗的“黑七类”狗崽子，也没人愿意找我，甚至躲我还躲不及呢。

　　没几天，一位镶着金牙的工宣队员来到我家，以训斥的口气，勒令我马上转户口下乡，我母亲只能忍气吞声说，这就去办，我的户口是我母亲给我迁出的，家中的父亲被关在“牛棚”，唯一的男孩又将离她而去，她居然把事情办得如此坦然，随后，母亲用领到的下乡票证，买的被褥、脸盆、水壶等生活用品，等待着上山下乡这一天的到来。

　　关于下乡一事，我总要告知一下我的父亲，我趁着夜色，带着妈妈准备的烟和吃的东西，悄悄翻过三公司机关与家属院分隔的围墙，那时候，这道围墙对我们来说，如履平地，三两下就飞身而过，经常从两米多高的墙上跳下，什么事都没有，这也仗着我从小体育素质好，打乒乓球、篮球等造就了灵活的身手。小时候，夏夜乘凉，父亲还经常教我些武术功夫，因为老家河北沧州可是武术之乡，我们老家村子里人人习武，个个身手不凡。

　　躲过看守，溜进“牛棚”，所谓“牛棚”就是原公司车库旁的招待所，父亲和周亮叔叔在一间房里，见到我来，父亲和周亮叔叔很高兴，知道我来送东西了，父亲接过我送的1角4分钱的白沙河烟，和周亮叔叔兴致勃勃地抽了起来，父亲一直是抽“大前门”烟的，这也成为他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罪状，当时，想买大前门烟只能是逢年过节凭供应票，平常也买不到。可眼下家里的情况是什么烟也买不起了，就这“白沙河”烟还是我跑到火车站好不容易才给父亲买到一包的，父亲抽着烟，我很享受被烟熏的气味，但“白沙河”烟的确比“大前门”呛人的多，以至多年以后我闻烟味就能辨别出是否“大前门”香烟的味道。

　　父亲听我说下乡的事很是吃惊，又听我说户口已经转了，也只能对我这不足15岁的孩子表示安慰，我们家五代单传，父亲很关心我，很指望我，眼见这品学尚优的儿子去农村，百感交集，说到他不足18岁参加革命就再也没回到家乡，农村仍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说;“去吧、哪儿好活人，我们祖上几代都是乡下的农民，好好干”，周亮叔叔也说“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到成了牛鬼蛇神，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去”，在当时下乡的浪潮中，还真有些老干部带着全家返回老家种地去了，再也没有回到城里，历史对他们的命运开始了无情的转折。

　　我在“牛棚”不敢久留，告别了父亲和周亮叔叔又翻墙回家，家中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小姨、姥姥还在为我赶制被褥，棉衣中。

　　我侧躺在床上，憧憬着我将要去的农村，灌溉的农田，麦浪无边，牛羊满山坡，我们举着旗，挥着镰，高唱着凯歌，眼望着金坡银坡，啊、多美的农村、多美的梦，至少没有了城里的阶级斗争，没有了没完没了了的你批我斗，而且，没有人知道我是黑七类狗崽子，再也不会受到这种非人的批斗和侮辱。就这样，我等待着“上山下乡”，甚至有一些渴望，更是一种逃离，真想去一个欲火重生的地方。

　　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68年12月28号，这个日子是我“上山下乡”的纪念日，也是我工作年龄的起算日，是我母亲与我挥手作别的日子，40年后的这个日子，母亲又去了天堂，与她的子女子孙悄然离别，去找我天国的父亲去了，这人生的许多机缘让我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