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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者(1)

时间:2013-05-27  阅读:  作者:孙郁

1

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的人的眼光吧。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羡林米寿,许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并写了旧体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

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做别一选择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不光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也难以进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竟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散文精选)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年代的青年,毕业后厌恶为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

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还是从帝京到外乡,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以台静农为例,忽而厦门,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台北。居无定所,精神一直游荡着。我读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辽东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述,心想,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在路上的人,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而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而出走,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

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则因士大夫的自恋,有点遗民的味道,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没有被记载的北京,可能更贴近真实,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不易被察觉到。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都,变得有温度了。

2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

一部分是求学来的,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帝京老气横秋,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废园之外,欧风偶可感到,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

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毕业失业了,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留下诸多故事。有做学术梦的,有的是行吟的诗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为没有工作,从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学的宿舍借住,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这种没有工作的苦,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

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寒气习习,有点恐怖的味道。那样寂寞惨烈的文字,像似从安德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可怜死得太早,惜乎不得展示才华,流星般地沉落了。关于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韦素园是安徽人,1921年曾去俄国,不久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他们的生活,主要由其兄资助。1924年,长兄突然逝世,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按哥哥的遗嘱,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回到老家过日子。然而韦素园、韦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以微薄的资金,维持着他们的生活。

在最清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鲁迅。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事。在北京荒凉的地方,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

不善言语的韦素园,在译介上用力很勤。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但所译果戈理、契诃夫、柯罗连科、梭罗古勃、屠格涅夫、安德列夫等作品,都很传神。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气息是冰冷的,而背后却有一丝丝热流涌动着。他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连自己的气息都有类似的味道。以致鲁迅对他都有些喜欢,觉得是未名社里最真的人。

译介的出版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脚了。但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来,韦素园患重度肺结核住院,几乎无法工作。我读到他在西山养病时给李霁野的信件,内容十分的沉重。比如劝大家节俭,注意身体。也担心这些漂在城里的青年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他在西山养病时的文字极为肃杀,有着俄国诗人的灰暗与忧伤。我看了他和友人那时候的文字,快活的不多,差不多都染上了类似的伤感。为什么如此,或许与经历有关?总之,他们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凉的。

未名社聚集着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漂在北京,各有不同的原因。李霁野是文学青年,韦素园有着翻译家的梦,台静农大概要成为作家吧。唯有李何林不同,是因为参加暴动失败而流浪到这里,有政治避难的一面。他们知道北京不是自已的家,可是它的开阔和混杂,能够接受异样的东西,人不分南北,心不管东西,都可以存在。

但韦素园并不乐观。当李霁野慢慢和周作人靠拢,台静农的士大夫气出现的时候,韦素园却依然在梭罗古勃的世界里。在致李霁野的信里,内心是极为苦楚的:

我的病不是我个人的亏损,却是新生活的小团体的全部的损害,没有鲁迅先生和你们的努力,团体固然破灭,即我个人二十余年的生命,大概也要作一个短短的终结。现在还好,我们都还依然存在着,不过刊物改了一个名。但改名之后,据说要减少八面,每面再多加两行,实际是和以前数字差不多,不过薄些。但是我想,总算薄了,像人家那样开本加厚,大吹大擂,我们这真够冷静得多了。有什么办法呢,丛芜也在病着。

我自得病以来,你们是知道的,精神改变得多了。我卧病在法国医院的时候,每日话不准说,身不准动,两眼只是闭着,医生叫我静静地睡养,但我脑子却停止不了作用。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我那时曾托霁野转请俄女士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我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她居然应允了,我真衷心铭谢。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所要向你们说的,乃是我觉得将来你们还存在的人,生活一定是日趋于苦。现在社会紊乱到这样,目前整理是很无希望的了,未来必经过大破坏,再谋恢复。但在此过程中,痛苦和牺牲是难免的,为着这,我觉得你们将来生活也多半不幸。在此无望中,老友们,我希望你们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结成更高深的友谊,以取得生活的温暖。”

我最初读韦素园的信,恰是他当年那个年龄。好像说出了自己的某些感受。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所翻译的诗文都很美,是忧郁里的美。记得他在描述北京城时,灰蒙蒙的感觉,没有一点生气。他甚至说像勃洛克笔下的俄国的城,希望地火烧毁这个古城。文字也抱怨北京,却希望新的北京的出现。那个北京属于自己,是新生命的摇篮。那摇篮是什么样的呢?他未必说得清楚。自己去了,却不属于曾有的世界,临终的苦态,我们是忘不了的。

3

鹤见佑辅在《思想·山水·人物》里写到对北京的感受。这个日本人在从东北赶到北京时,从远远的地方看着这座神秘的城,遂叹道:大而深,似乎有无数的掩埋。这句话对我一直是个深切的印象,好像里面有许多难言的秘密在。因为那其中有历史的感怀和别的什么吧。

北京的大,的确可以藏龙卧虎。政客、商人、学者都在此混日,并不显得拥挤。而且是各行其道,得天乐而存活。漂在这里的人,各有梦想。惟新式青年居多。自然,有的怀抱文学之梦,有的逃难于此,心境大不相同的。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旧时椿树馆所在地,如今依然是晋人的会所。有时走在那会所旁,总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高长虹。他在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一时红红火火。高长虹因办“狂飙社”而闻名。受到鲁迅的鼓励,遂有了来京发展的渴望。他率性,激烈,也有文采。模仿着鲁迅写那些诗意的短文和呐喊的篇什。他的来北京,给鲁迅以不小的刺激,最初是欣赏这位血性的青年的。在鲁迅看来,中国要有希望,是应有这类反叛的学子在的。

与老气的北京比,狂飙社的几个诗人,是一股强烈的风。他们的文字在摧毁着士大夫的营垒,也一面闪着尼采的光芒。我读到他的文章,遒劲、奔放,是无边的游荡。他们似乎不喜欢这个古老的东方,全不把旧式的存在放在眼里。但他们一些人后来过于坚硬,与环境竟无妥协的地方,遂遭挫折,于是不久就解体了。

那时候北京的文学社团很多,出现得快,也解散得快。激烈的青年们不喜欢象牙塔里的东西。他们厌恶士大夫的时文,写异文,寻歧路,也把新文学的影响扩大了。

高长虹一辈子没有摆脱流浪的苦命。从北京到巴黎,从香港到延安,后不得志地彳亍于东北的冰天雪地,竟客死他乡,真有点尼采的样子。不愿意随波逐流,高扬着个性,和鲁迅、毛泽东都闹翻,真真成了孤独者。在庸常与毁灭间,选择的也只有后者。当漂泊而无所归属的时候,生命是无色的。在而不属于世界,谁能承担得了呢?

和高长虹这样的诗人比,李何林的北京之旅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左翼心态不亚于高长虹,但却显得安宁。记得李何林先生生前讲到他逃难到北京时的语气:1928年,因参加霍秋暴动失败,只好外逃。到哪里去呢?他想起了在北京的李霁野、韦素园等,于是投奔京城。那时候的未名社经济紧张,韦素园在生病,台静农等还被捕过,但李霁野还是接纳了他,在此度过了平安的日子。

在北京流落的人形形色色,形成了各种文化小团体。许多外省人进入古城,老北京多了异样的声音。但外来的人口,很快淹没在胡同与街市之间。在夹缝中还能存在下来是要有智慧和本领的。李何林后来回忆道:

未名社避难,不但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素园患肺结核住西山病院,静农做点小事,李、韦都是在校学生,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他们当时担当的政治风险也很大的。霁野、丛芜在我到北平前两个月,因出版一本禁书被北洋军阀逮捕坐牢刚刚释放出来,又隐藏一个暴动后被通缉的共产党,实在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住下去,素园在病床上还为我的生计操心。

漂在北京,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和事业。李何林那时候面临着生活的调整。他知道不再可能回到战场上,选择的是编书工作。他极为细心,也颇为认真。在景山东街一个旧房前,挂起了“未名社出版部”的牌子,把鲁迅等人的译作与新出版的作品推向社会,一时得到一些收入。但时间一久,便感到如此生存不易,在常惠的帮助下到了北平图书馆。可是还是不如意者多多,要不是顾随的帮助到天津找到了一个教职,其运之苦也可想象出来的。

李何林后来的命运一直多舛。因为上课时总不自觉流露出左翼的倾向,便一再被校方驱逐。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更迭之频,实属罕见。他走了许多地方,像只飞鸟,没有固定的巢穴。他的友人王冶秋、王青士都是这样。或走到烽火里,或死于厄运,真的坎坷不已。民国的文人们习惯于放逐,被放逐与自我放逐,是寻路者的苦命。类似的人物,我们一时是举不完的。

 

漂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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