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受祖辈影响，做过一段时间生意，而且还赚了钱。他的珠算功夫特别好，行云流水般的指法，准确无误的结果，在生意圈里很有一些头面。另外，他还结识过一些文人，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记忆力又比较好，比如说《三国演义》《水浒全传》，里面很多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他基本上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为了表现自己，与人聊天时，也会一本正经地来上那么一段比如《空城计》《长坂坡》什么的。我甚至可以肯定，父亲对自己是自信的，而且，父亲对我的成长，是抱有幻想的。

有一次，好像是乾州那边来了客人，是有事情要专门和我母亲商量的。我也刚刚吃过晚饭，父亲便趁机想带我出去散步，我实在不愿意去，父亲说：“去去去，老满，就走那么短短的一节路，去去就回来。”于是，我就跟着父亲去。可走完了父亲说的那么一段路，父亲还是没有要回来的意思，要我继续走，我不肯走，父亲就说：“老满，往前面走，转个弯，就有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房子里住着一个白头发老公公，老公公喜欢吸烟，他养着四只肥漉漉的小老虎，小老虎有灰色的肚脐眼，红而尖的舌头，长着胡子，蹦蹦跳跳的，还常常抱在一起睡觉，你想不想去看看?”

转了一个弯，没有看到那栋房子，父亲说还要再转一个弯。再转了一个弯，还是没有看到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我不肯再走了，吵着闹着，想回去。父亲说：“再走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那房子和那四只小老虎了。”他还当着我的面，问了路人：“你们从那边过来，看到那四只叽叽咕咕的小老虎了没有?”路人笑着回答：“看到了，看到了，就四只，真的好可爱”。

我真的太想看看那四只小老虎了。绒绒的毛，黄色的毛皮，黑色的条形斑纹，嘴巴边还有一股奶味，而且，到了晚上，我还可以和它们抱着睡觉，多有意思呀!要是能够把它们带回去，我就是自己挨饿，也愿意把我的饭，赶出一些来让它们吃。于是，在父亲的继续指点下，我满怀希望，接着往前走，但直到走回了家，甚至是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没有看见那四只小老虎……

母亲很早就起床了，家里的孩子多，她每天早上要做的事情也多，尤其是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她还要面对一个严厉的婆婆。但母亲的强大，在于她的仁慈与忍让，宽容与体谅。中国妇女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勤劳和古典美，在母亲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母亲承受着所有的不幸和委屈，误解与伤害，把它们转换成一种爱，而且，毫不保留地倾注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时的吉首，物质相当匮乏，就连普普通通的石灰，也要跑到蒲市去拖。蒲市属泸溪县，是湘西偏远的小镇，用人力车运输，从吉首出发，一个来回至少得花上十来天。矮矮的母亲，是个优秀的“车把势”，她常常在运输社社员们的吆喝声中，夹在运输社的车队里，远赴泸溪运石灰。

母亲说：“没办法啊!走一趟蒲市，就不得不把我满儿丢在家里，交二婆看管，尽管二婆尽心尽责，但我还是牵挂得很，总有着生离死别一样的痛心。我满儿三岁那年，才有堂屋那张大桌子高，穿得也不整齐，只是戴着一顶海军帽，那海军帽可是我省吃俭用给他买的。”

“小脑袋，小鼻子，小嘴巴，刚好有堂屋的那张桌子高，戴着一顶海军帽，立正，敬礼，报告……我的满儿，好神气啊!我每次从蒲市赶回来，打开大门，第一眼便看到了他，我顾不上洗脸，顾不上满身的石灰，冲上去，又是抱，又是亲，高兴得，竟然哭了起来……”

我家，矮矮的木房子，矮得有些偏歪。堂屋中间却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的上端，是“神位”，但那时是不能悬挂“天地君亲师之灵位”的，那时讲究破四旧，立四新，谁敢恭敬那些“封、资、修”黑货。我们家，与当时众多的中国人一样，张贴的是毛主席的画像，画像的左右还配有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我没有什么玩具，更看不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人书。二婆也不是我的什么“带刀侍卫，贴身保镖”，她只是顺便照看我，因为她拿的工资不多，属于兼职，她有她的事情要做。所以，很多时候，我是一个人在家里玩，正因为如此，我的孤僻的性格和单打独斗的勇气，在那种环境之下，应运而生。三岁的我，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偶然也会做出一些让父母感到意外的事情。终于有一天，我用粉笔在凳子上照着主席像旁边的对联，歪歪斜斜地写出了“毛”字。

“没有人教他呀!”父亲高兴极了，随即喊来了几个哥哥，还有一些邻居参观，这“毛”字，虽然笔画上拼拼凑凑，勉勉强强，但它在父亲的眼里，无异于王羲之的“山海关”，父亲简直是有些眉飞色舞了，他又是夸张又是表扬，还一个劲地数落哥哥们读书不认真，并且，他还一再交代：要保证供应粉笔，最好是弄点彩色的回来。母亲也高兴得唠叨着我的父亲：“该给孩子买点书了，买点书了，这孩子肯用功”